统计数字是政治学而不是数学
——兼评《正解！中国经济数据—破解官方统计，掌握大陆经济真相》
据说，中产以上的人不屑拼多多。可一年多前，我发觉拼多多上居然有卖下架书的，在这年头真不容易。台北2016年出版的《正解！中国经济数据——破解官方统计，掌握大陆经济真相》，就是在那儿买的。
关于中国经济数据的问题，鄙人过去一二十年内写过许多文章，其中2011年6月写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可信度”，自以为颇有代表性，至今仍然可用。（见附录）
本书引用的数据多是2013年之前的，可是现在看来，无论在作者看来不是真实的官方数据，还是依据当时的数据、信息作者推导出可能相对正确的数据，其基本依据和方法放到今天仍然适用。但是，作者写作时的某些乐观的预想，到今天却成了更大程度的悲观。
要想弄懂中国经济数据所代表的真正意思，一定要先找出这些数字的出处及如何产生的。否则，读者就会曲解市场的真实样貌，也会误导根据这些数据所拟定的任何商业计划。
十九世纪末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里，有一位专任的“统计秘书”，专责估算中国的贸易额。英国已故首相迪斯累利有句名言：“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可恶的谎言，以及统计数字。”今天的中国经济数据，甚至比那时更需要“统计秘书”，因为还有有意的制造错误的数据。
在中国，资讯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在苏联式共产主义领导下的经济模式下，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政治学而非数学。要了解中国，不是花大力气去追求资料的准确性，而是应该着力在这些资料为何被计算和公布？背后有什么数字被隐藏？为什么？以及公布的数据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虽然外来企业在中国一度很受重视，各地争相招商引资，但中国人思想文化的骨子里对外来企业的经营逻辑往往带着轻蔑，所以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经营期望常常是不如预期的。因此，在今天的气候下，从十二三年前开始的外资企业迁出大陆潮，现在继续且潮水越来越猛，也是完全能够预料的。反过来，中国究竟要何时能实现一度叫得很响的“与国际接轨”？
说中国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的国家，并不精确。即使在中国境内的确存在自由市场活动，仍然是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这种体制下的各种经济活动，终极意义上都是反映了政治现况，而非市场意愿。经济数据，更是直接反映了政府的意愿。
2012年底，大陆各省生产毛额总数已经被灌水到中央政府的110%。 香港人口只有七百万，其GDP数据要每季度的六周后才能公布；美国人口3.14亿，要八周之后才能公布前一季度的数据；中国大陆各方面基础条件远不如香港、美国，却能够在每季度两周后公布GDP，且几乎从不需要再修正。而香港、美国则常常还要修正前面公布的数据。可见，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能有多少真实性？
看待中国GDP最好的方式是：观察国家财富如何被运用和分配，以及其中的效率——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多少财富被无效率地挥霍、浪费、掏空，非法转移到海外或逃税；以及这些损失如何进到别人的口袋。
如，公立医院本应由收取服务费、政府补贴以及一些药品费用来支付营运成本，然而，许多这类机构不是成本不足就是接受药商的额外挹注。于是，这样的体系就将成本转嫁给病患和其家属。至于巨额的养老金赤字，当局时时还在振振有词让民众放心。公开数据清楚表明，地方财政收入大大小于地方债，可是，不仅地方政府在继续运作，地方债也还在运作，那是为什么？……
中国银行业，缺乏透明度。银行大多倾向把钱贷给大型国营企业，让民间公司无法取得有利的融资条件。这种图利垄断型国企压抑具有竞争力民企的做法，扭曲了产业结构及银行的信用资产。
银行有意倾斜国企和国有项目，不仅有政治立场和政治服从，从银行追求利润利益的角度着眼，给国企和国有项目贷款可以使银行放贷资金更有保障，因为那是有国家托底的。这使中国的所有银行几乎都丧失了银行本来的功能——跟踪客户的资金流。而追踪客户的资金流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应该是比1949年前更方便更容易做到。
中国金融体系常年维护国家利益，包括管控汇率，造成产业和金融体系的畸形发展，也产生了大批的既得利益者、裙带关系和官官相护的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政府数据中的“零售销售”其实应该被归类为“家户消费支出”。这个名称虽然比较贴切，但仍不算最恰当。因为官方的零售销售数字称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常被拿来当作中国内需消费的数字，可其中也有很大比例是对机构和企业的销售，以及批发交易。 当然，本书作者也根据他认为或推论出的相对可靠的数据，指出那几年中国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确有提高。我同意作者的看法，然而想补充的是，普通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幅度是远远低于同期中国经济发展的。
本书最大的缺点是，忘了中共不是一个简单的执政者、治国者，它还是一个有着自己利益的统治者。这后一点是更重要的、排在首位的。
读此书时，正好碰到李克强总理说出了好像是从来没有从官方那里出来过的真实数据，引起广泛好评。此地，不妨就大陆经济的真实数据问题扯开些讲。
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的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他这个数据应该是可信的。但其可信度又是有限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元美元。按照李克强的说法，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性收入达到人均GDP的40%以上。
然而这仍需存疑。因为有许多其它统计，认为中国民众所得远小于GDP的40%，最少的统计是GDP的8%，其占比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里居倒数前五位。其实就算李克强总理那个数据是正确的，人均GDP剩下的百分之近六十，并不能保障普通居民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因此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支配”两字就大成问题！可支配收入的实际数字就要大大降低。
至于还有六亿月千元收入的人口就更惨了。
中国经济模式走到今天内外交困的境地，若不改弦更张似已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然而，无论根据本书推断的新世纪以来大陆居民消费能力还是有提高的，还是根据著名企业家曹德旺的“中国只有2亿人有正常的消费能力”判断，除了几十万富豪及几百万家族以外，毕竟还有2亿有消费能力的人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能够使大陆经济继续走上一段。当然，这条路会越走越窄。
在一片漆黑中尚存一丝希望的是，如果放弃现行的中国模式，中国或许能够不像世界上其它转型国家那么困难，就像当年毛泽东死后大陆经济相对还是比较容易起飞的。因为只要切实改善提高那6亿月收入千元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动力，并且可以期望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它的先决条件是，改变非经济的权力剥削，逐步取消国有企业。
老木 2020.5
附录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可信度 乐尚嘉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可信度一直很低，其出的各项经济数据也一直被人质疑。现在国家统计局调整了CPI权重，本来想这下出来的数据总可能更接近事实吧？没想到，这样出来的数据更让人弄不懂了，离事实也越来越远。
统计对象、统计者、统计方法三者都错
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份CPI为4.9%，低于之前专家们预测的5.4%，也低于普通百姓的感受。物价问题是未来几年的问题，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全球气候异常带来农产品减产，大宗商品还有继续上涨空间，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滞後效应等因素均表明，未来通胀是个长期现象，CPI在今年会居高不下。种种事实都表明今年1月的通胀指数高于5%，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是这个低于5%的数字。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一向为人怀疑，其公布的通胀数据非但常常和社科院等其他权威机构和专家的数据不一，而且在通胀的年月里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通常都要小，而在通缩的岁月中统计局的数据通常要大。普通百姓虽然不会计算CPI数据的得出，但是居民物价指数CPI毕竟是从居民的实际生活中得来的，居民生活的真实感受还是有的。
当然可能不能一味责怪统计局的数据不精确。统计局数据不精确，首先，中国一向有“新闻记者的乐园，统计学家的噩梦”之称，中共建政之后的假大空在毛泽东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造假恶习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为了政治目的和官员政绩而伪造数据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统计局采样的原始数据就含太多的虚假成分。其次，统计局本身的腐败和迎合当政者。这是中共官场的老把戏，在新时代中依然如此。只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没有毛泽东那样狂妄那样空想，所以中国公开的经济数据不会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离谱，但是为了中共的稳定统治，各种经济数据还是会自动配合的。最后，统计局调查的方案和统计的方式也有一定问题。
迎合当政者的统计
中国的统计对象、统计者本身以及统计方法三者都错，前两者是不可能改的。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了CPI调查方案调整了权数构成，实际上就是改进了统计方法。具体是食品权重降低了2.21个百分点，而居住权重提高了4.22个百分点。在此之前，食品价格权重为32%-33%，包括租金和建筑材料成本在内的住房价格权重为14.69%。
虽然在现在这个当口推出新的统计方案确有有意压低CPI数据之嫌，因为目前正是食品价格大涨而房价止步不前之时。这实在有点不公平，目前食品价格的大涨的主要原因正是之前房价及其它物品大涨传导过来的。难道国家统计局又是为了迎合当局刻意降低当前通胀的严重局面？
不过这没关系，只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去年5、6、7、8月期间房价大涨时，按照新的CPI统计方案统计的数据，那时的CPI数据应该是比当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许多。通胀真相还是会大白的。
可是，按照新的CPI统计方案非但1月份相比旧的统计方案计算只增加0.024个百分点，就是去年逐月按照新旧两种统计方案计算也是相差无几。真不知道统计局是按什么来调整统计方案的？怎么调整与不调整的结果基本一样。而实际生活中食品和居住支出的比例早已发生巨大变化。
国家统计局告诉我们，调整统计方案是要对比基期的。首轮基期是2000年，2005年是第二轮，现在是第三轮，为的是与五年规划同期。换句话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还是为了迎合五年规划，为了迎合五年规划的制定者们，而不是相反五年规划需要精确的经济数据，五年规划的制定者——中共统治者需要精确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经济数据不是是为了更完善的执行五年规划或者是为了给调整五年规划提供依据。
恩格尔系数上涨时调低食品权重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吃上面的支出要占其全部支出的大部分，而中国的CPI中权重构成也正是依据那时的状况形成的。以后的改动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的调整，依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就是对比基期，调整幅度是极小的，且完全不顾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也应该是计算CPI中食品权重的重要依据。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3年正是中国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可是统计局CPI统计中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在2000年做了对比基期的些微调整。2003年至2009年中国恩格尔系数基本不变，到了2010年由于食品消费类价格大涨，中国恩格尔系数倒退性的上涨从37%左右上升到39.6%，而这时统计局反而降低CPI中食品价格的权重。
另一方面，统计局口口声声说，房价不在CPI统计构成之中，这是全世界惯例。因为商品房是投资品，不属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物价中的。可是在中国大陆城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商品房大大普及，而房价年年大涨，房价在居民的实际生活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试想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老百姓象中国百姓那样与商品房的关系如此密切，商品房对普通居民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而在这十几年里，统计局的调整只有不及时的两次，而提高居住权重只有区区4.22个百分点。这样的调整能够统计出精确的数据吗？
指望中国统计局拿出正确的统计数据，恐怕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