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启蒙》读书笔记（第一部分）
马国川著《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中信出版集团，2018，北京
读书笔记(一) 读日本、想中国
我在作者马国川为本书写的序言找到了作者与读者的共鸣点。本书序言的题目《读日本、想中国》，说明作者是从中国的立场上去看待日本近代历史的，也就是说阅读日本历史的作用，是为了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轨迹，为中国找到一条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马国川在本书序言中写道：“阅读历史就像站在万仞高岗，俯瞰大江东去，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是深入历史的具体情境中，那些活跃其中的人物的思考行动，仍然常常为他们扼腕叹息。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最终走向，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念在行动，就像大江中涌动的浪花相互撞击，时起时落，最终汇成巨流，澎湃激荡，奔向汪洋。对中日两国来说，从被推入现代化巨流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的相似，因为他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的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做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的人物，相似事件并非没有缘由。“我在读日本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至今仍然面对着100多年前的命题。1853——1912年，日本在六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至今未完成），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所以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六十年里找到对应的问题，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启发人们思考。” 这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也是本书值得一读的缘由。但是，马国川以下这一段话更会使人产生共鸣: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出现了沾沾自喜、自骄骄人的舆论氛围。一些人忙于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则不屑一顾。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aymour Martin Lipset）所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这句话对中国来说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比较分析的视野来衡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得失进退，就难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现实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日本为鉴，可以知进退。” 在这个意义上，读懂了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2023-04-24)
读书笔记(二) 黑船事件中的三代日本人
看完了日本近代历史中的黑船事件这一章，有些收益。 其一，以前我知晓黑船事件，但是不清楚为什么是黑船，现在了解了黑船是指美国的四艘蒸汽船，颜色是黑的。而且由于用煤做燃料，用蒸汽驱动，所以轮船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因此被日本称为黑船。其二，了解到了日本幕府对于黑船事件处理，是受了中国鸦片战争结果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如果中国成功地拒绝了英国对于中国的要求，可能日本幕府对于美国黑船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正因为日本幕府看到了如此庞大的清帝国在英国舰队面前不堪一击，因此他们采取了避免与美国直接硬顶的做法，用一种比较和平妥协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当时鸦片战争结束已经近十年了，中国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到日本，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教训，因此才有后来黑船事件后幕府开放的结果。在这一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日本三代改革家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吉田松阴一生的叙述。吉田松阴的事迹后来被欧洲的文学家艺术家作为素材写进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日本的英雄人物。但是中国人对于吉田松阴的事迹，知晓者寥寥。吉田松阴的老师是佐久间象山，佐久间象山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著名学者。关于佐久间象山，书中写道: ”不可思议的是，对吉田松阴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人，竟然是来自中国的魏源。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魏源就编写了《海国图志》，虽然在中国无人赏识，被中国贸易商船传入日本后，却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被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吉田松阴的老师，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第17页) 佐久间象山把自己的思想传给了学生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在黑船事中，与美国来日佩里联系，希望佩里让他上船帮助他出洋去海外看看，但是没有成功。他后来因为反对幕府被幕府处决，当时才30岁。但是，吉田松阴设立学校培养的一批学生，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等，都成为了日本近代史上改革的先驱，终于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发展。从佐久间象山，到吉田松阴再到伊藤博文等等，日本三代人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导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三代人的为国为民的改革故事，对于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尽力回忆，但还是记不起中国近代有没有类似的三代的师生矢志于国家改革振兴的例子。严复、魏源、徐继畬等等，他们都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而且有一定的思想抱负。但是，好像他们没有设立学校去教学生，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著名的直系弟子，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一点和日本的确不一样。 (2023-0–25)
读书笔记(三) 黑船事件是不是美国入侵日本?
治史首先是要有确凿的历史事实，然后才从历史事实中得到言之有据的史论。先有史实，再有史论。史实是史论的基础，史论是史实的必然的逻辑推导。因此，如何看待黑船事件，这是一个史论的问题。现在看来，黑船事件的基本的历史事实比较清楚，但是如何定性，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的一些书上，黑船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对于日本的第一次入侵。就是说，美国第一次侵略了本。实际上，从黑船事件从头至尾的过程来看，如果用入侵日本来义，有点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动机、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所签订的条约来看，黑船事件并不是一次美国对于日本的入侵。因为所谓的侵略，是指一国武装力量用武力在未经允许的条件下进入另一国并对另一国的主权与利益造成损害，否则就不能称为侵略。第一，从美国的动机来看，不能说美国是对于日本的入侵。美国黑船来日本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希望能够与日本通商; 二是希望美国船队能够得到日本的补给; 三是希望日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救助美国船队。一个濒临太平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国，他们的船队已经活动在太平洋上，需要别的国家给予补给和救助并希望和太平洋沿岸的国家通商，这些要求，没有超出一般公认的道德范围，因此不能说是一次对于日本的入侵。第二，从黑船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美国并没有强迫日本完全顺从自己的意志。美国黑船停在日本的外港，没有开枪，没有开炮，而是经过了日本幕府的同意以后，才上岸跟幕府进行谈判。这种谈判虽然是双方强弱分明，但是毕竟还是得到了日本幕府的首肯。而日本在谈判中一时无法决定要不要接受美国提出的三项要求，美国也没有胁迫日本马上答应，而是先把黑船撤回国内，过了一年以后再到日本，重新谈判，终于签订了条约。美国的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海盗行径。第三，从黑船事件后日本和美国签订的日美条约来看，并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接受了美国的这些通商、补给以及救助的要求，也不能说双方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因为美国的通商就是自由贸易; 对美国的补给中美国也付一定的酬金; 至于救助美国也会有所酬报，因此很难说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是，从日本人固有的心理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日本的内心深处是不想对外开放、不想和美国人做交易的。但在美国强大势力面前，日本只能被迫无奈地对外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此，黑船事件不应该称作是美国对于日本的第一次入侵。至于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我们还是来看日本人自己怎么说的吧。福泽谕吉说: “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第22页)这是文明之火，照亮了日本国家的前程。怪不得日本人民把黑船事件中主要人物佩里做成塑像，安放在横滨的公园里受人瞻仰。而福泽谕吉则被印在一万元日币的钞票上。2006年夏天，我在日本北海道函馆期间，曾经在公园里看到过佩里的另一座雕像，因为函馆——当时叫箱馆——是日本黑船事件以后最早开放的两个城市之一。 (2023-04-25)
读书笔记(四) 中国人罗森的精神优越感
“罗森是广东南海县的一个文人，后来经商，他在香港居住时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但是不懂日语。非夷所思的是，他竟然以翻译的身份跟随美国舰队来到日本。”(第24页) 1854年，中国人罗森以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翻译的身份去日本。主要是因为他懂一点英语，又会汉语。日本人会说日语，不会说汉语，但是日本人会用汉字表达自己意思，因此罗森可以把日本人写下的汉字翻译成英语。据说美国和日本谈判的时候，美国谈判官员说英语，另外一个翻译卫三畏翻译成汉语，罗森把汉语写下来给日本官员看。日本官员再写下汉语，罗森念出来以后由卫三畏翻译成英语给美国官员听。这样，美日双方通过汉语汉字，总算能够基本弄懂对方的意思，可以进行谈判。但是，罗森留给后人的主要印象并不是他的翻译，而是一种对于日本人的莫名其妙的精神优越感。他到了日本以后，对于日本的“落后”现象，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在罗森看来，日本社会有许多怪异之处。罗森处处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对日本种种的“落后”之处很是不屑。例如，他以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伦理思想来抨击日本男女共浴的社会习俗，将淳朴自然的男女关系丑化成了男女的淫乱关系。在罗森回国以后写的《日本日记》一书中，他表现出了天朝上国俯视东方蛮夷的优越姿态，很有以文明人自居的意味。不过，这时候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几年了，中国已经被英国打败了，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正在遇到强劲的挑战，中国的封建体制也已经陷入困境。中国本身在文明世界面前显得落后可笑，但是罗森依然对于日本抱有自高自大的精神优越感，这就有点像鲁迅笔下阿Q性格了。更况且当中国的精英阶级依然沉醉于大国的幻梦中的时候，日本却是非常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正在拼命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努力追赶西方国家。因此，以罗森为代表的这种社会心理，就是中国在三四十年以后被日本打败的主要原因。 (2023-0-25)
读书笔记(五) 中日两国的差异原因何在?
作者马国川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出近代中国和日本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如何从一个封建闭关落后自守的国家转型成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从而融入国际大家庭。这个过程中，日本与中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外来文明前来叩门时，中国和日本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中国保守僵化、故步自封，把外来文明拒之门外，虽然被列强打败，但内心深处依然坚信自己的那一套传统，坚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抵制外来文明。日本则在外来文明面前，不断反思自己，从拒绝、到疑惑，再到佩服，然后努力学习借鉴，把外来文化变为自己的文化。经过了一个转变过程，最终实现了国家的转型。中日之间的迥异态度，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可以从地理、历史和社会文化等几个发明进行分析。从地理上来看，日本是个岛国，被广袤的海洋所包围，土地狭小，环境逼仄，因此日本人就想知道日本以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海洋不仅是隔绝陆地的障碍，也是沟通陆地的通道。如果有了适当的交通工具，海洋可以成为人类沟通的平台。外向展望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是海洋文化的特质。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天生就具有这种特质。而中国处于大陆，属于大陆文化，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迥然不同。从历史上来看，日本的原生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显得非常薄弱。比如日本文字，就来自中国。日本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唐代文化崇拜备至，日本古代首都京都的整个城市格局就是学习中国唐代的建筑风格。在自己觉得文化不如他国的时候，当然就会努力学习他国文化。因此，一旦日本了解到西方文化优越于本国文化，他们当然就会积极引进，以便改进本国文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以为世界无人能敌，因此当然不愿意屈尊去学习西方文化。地理因素与历史因素相比，似乎地理因素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地理条件，决定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日本的海洋文化与中国的大陆文化，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2023-04-26)
读书笔记(五) 咸临丸与千岁丸
咸临丸与千岁丸是日本19世纪从国外购买的两艘轮船。这两艘轮船中的一艘横渡太平洋驶向美国，受到了美国的热烈欢迎，因为美国人钦佩日本人敢于横渡太平洋的壮举; 另一条穿越东海驶向中国，从中国带回了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教训。这两条船的不同的航向，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家发展的方向。他们认为驶往美国的船是日本国家发展的一条正道; 而驶往中国的船，他们认为这是国家发展的一条邪路。咸临丸是日本从荷兰购买的一艘小军舰，总顿位不到300吨，只配备一百马力的蒸汽机。1860年，日本人就是驾驶这样的一条小船，独自完成了日本人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的壮举。要知道日本人在1853年还第一次刚刚看到美国的蒸汽轮船，自己买来的蒸汽轮船还不满五年，他们就敢于自己驾驶轮船横穿太平洋驶往美国了。这种勇敢坚毅的精神，令美国人敬佩。这些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批出洋水手，像英雄一样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 1862年，另一艘同样是300多吨的木制帆船千岁丸驶向中国上海。同船的有50多位日本藩士，其中有一位叫高杉晋作的写了旅行日记，描述在上海看到的情况。上海是中国第一批对西方列强开放的门户，日本由此也把上海看作距离西方最近的地方。高杉晋作在上海看到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他写道:“此乃中国第一繁荣海港。欧罗巴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于江上，桅樯林立，填满津口，陆上则有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郭，其雄大壮伟，笔纸难以描述。”(第46页) 但是，上海繁荣的仅仅是外国租界，租界以外却是肮脏无序。”上海道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路上尘粪堆积，无人清扫; 旷野里全是荒草，棺木纵横，草席包着尸体，到处乱扔。夏天天热，臭气冲天。“清国之乱象，由此可知。”(第46页)高杉晋作本来对于中国文化十分敬仰，但是看到上海的实际情况，马上改变了看法。他又写道:“他们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波涛的军舰和制敌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他们国家的志士所著的《海国图志》等已经绝版，只提倡固陋偏颇之说，因循守旧，苟且偷懒，虚度岁月，他们只想着天下太平，没有改变方针政策去制作军舰大炮来防范敌国，所以才落得如此衰败之境地。”(第47页) 估计每一个中国人读到这段言语，必然内心隐隐作痛。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日本的老师，一个老师被学生作如此评判，岂不尴尬至极！这两艘船的反向航行，说明了日本历史发展方向的变化: 抛弃中国、追随美国。 (2023-04-26)
读书笔记(六) 新岛襄、上海与容闳
新岛襄是日本第一位在西方取得学位的留学生，他传奇的一生，被称为19世纪日本国民精神的典范。“新岛襄是一个下级武士，早年学习荷兰学。曾在幕府的海军教习所就读。但是他发现这里的学习不充分，他很不满意，他的荷兰学老师借给他一部《鲁滨逊漂流记》，这本探险小说激发了这位年轻人探寻海外知识的渴望。后来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有些日子我去江户的海边，希望看到大海的景色。我看到很大的荷兰军舰停泊在那里。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一座城堡或一组大炮。我想它与敌人作战时一定十分强大。”(第37-38页) 当时日本已经放弃锁国政策，一些外国人开始居住在日本。新岛襄渴望奔向外国的海岸，亲自去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拯救落后的祖国。于是这位年轻人决定独自去海外学习。虽然当时日本仍然禁止本国国民出国，违反禁令者会被杀头，但是新岛襄决心已定，义无反顾。他的激情感动了一位美国船长，1864年21岁的新岛襄潜藏在美国的商船里，离开日本，来到上海。新岛襄在黄浦江边被转移到另外一艘船上，这艘船开往美国，经过一年多的海上漂泊生活，新岛襄终于来到美国，为了糊口，他做各种各样的苦力活，后来他才得到美国人的资助，进入菲利普斯大学学习，终于成为日本留学西方并取得学位的第一人。10年后，他回到日本。1875年新岛襄创办了同志社大学，与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一起号称日本三大私立名校。日本的第一个留学生新岛襄是借道上海，然后转赴美国留学的。这就说明当时上海的西化程度要远高于日本，因为日本城市还没有如此多的西方侨民，日本与欧美的交通还没有像上海这样方便。这时上海已经开埠十多年了，在上海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因此也就形成了上海远比日本更加开放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不过，上海的这样一个开放环境，实际上并没有给中国的带来多大的影响。即使上海相对于比较开放，但是整个国家还是处在一个封闭环境之中。而日本是后起之秀，急起直追，不遗余力，弯道超车，学习西方的主动性远远大于中国，因此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更快、更有效。书中提及了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 “容闳生于1828年，19岁时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不过他不是像新岛襄那样偷渡出国，历经磨难，他是跟随一位牧师到美国的。和新岛襄一样，容闳学成以后，怀抱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回到国内。可是处处碰壁，壮志难酬。从事商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寄希望于太平天国建立新政，却眼看着这个政权走向崩溃。虽然他得到曾国藩、张之洞等高官的赏识，却得不到重用。他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维新不满百日就被腰斩。容闳为此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晚年容闳赞成革命，有幸看到了清政府被推翻。孙中山亲笔写信要他回国担任要职，但84岁的老人未及回国就去世了。”(第40页) 容闳比新岛襄赴美更早。中国有容闳而不用，日本有新岛襄而用之，两个人的不同际遇，就是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关键在于中国官方根本不想革新求变，而日本却朝野基本一致共同图强，社会环境不一样，历史走向就不一样了。 (2023-04-30)
读书笔记(七) 爱国贼就是害国贼
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事件以后，日本逐步对外开放。虽然日本社会没有产生像中国的义和团一样的带有全国性的反抗外国人的武装组织，但是与中国一样，日本反对对外开放的思潮与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1860年，“主张和外国通商的幕府大佬井伊直弼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樱田门事件宣告日本爱国贼抵抗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第49页）随后又发生了多起日本浪人刺杀外国人的事件。日本爱国贼对于外国人暗杀行为，不完全都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在他的唆使下，爱国者要求废除已经签署的与外国的通商条约，要将外国人永远驱逐出去。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保护日本固有文化，才有可能保护日本的固有道统，才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殊不知这种僵化守旧的极端民族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因为它只会对国家带来损害。世界潮流不断向前的时候，让一个民族闭关锁国，无疑就是给国家套上镣铐，阻碍国家的发展。因此，当时那些所谓的日本的爱国者就是爱国贼，他们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竭力干扰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阻碍国家发展的进程。日本的这些所谓爱国贼，其实也就是害国贼。不过，书中这一节的最后一段话很有意思，作者写道:“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不过爱国者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在十九世纪东亚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可悲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些国家仍然不时闪现“爱国贼”的魅影，让人徒生‘今夕是何夕’的感慨！”(第52页) 日本当时爱国贼抗拒对外开放、滥杀外国无辜的行为，是与日本高层官员的唆使与纵容分不开的，其实其他东亚国家也是如此，例如中国的义和团的排外暴行与清政府脱不了干系。如果不仅纵向看待历史，也横向看待历史，就会明白更多的事理。 (2023-05-01)
读书笔记(八) 接轨与脱钩
接轨与脱钩，是指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法律制度以及习惯做法与文明世界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个体系和文明世界一致，即是接轨; 如果一个国家整个体系与文明世界相去甚远，即是脱钩。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动力之源，后者则是阻滞国家发展的障碍之一。日本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可以给人一些启迪。1867年5月26日晚上，在日本的濑户内海上发生了“伊昌叶丸”号与“光明丸”号两艘轮船相撞的海难事故。如何来处理这一个事故，不但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也成为日本以后司法实践应该如何执行的标志。因为两艘轮船属于不同的藩州，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有着互相之间势力的博弈与利益冲突，盘根交错，非常复杂。虽然这个事件的事实非常清楚，是由于光明丸没有人值守，撞沉了伊昌叶丸，但是由于各种背后的原因，如何来处理这一场海难事件，就十分为难了。当时的当事人之一坂本龙马提议，根据《万国公法》，按照世界公认的准则来处理此事。他说:”欲让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但是一些人认为此法在日本缺乏执行经验，没人有执法资格。后来坂本龙马搬来了英国将军亨利•克贝尔进行仲裁。在这位英国将军的主持下，一场纷纷扬扬的海难事故终于以合理的方式得到了妥当解决。(第59页) 一个纯粹是国内的案件，根据万国公法来判案，日本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也就是说，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以前，就开始主动地与文明世界接轨了，而且从此以后日本再也没有脱钩一说。应该补充的是，《万国公法》是美国外交官惠顿的国际法著作，于1836年出版。1861年清政府曾经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这部法学著作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是外来的，与中国的体制格格不入。这些士大夫甚至怀疑万国公法是陷阱，如果采用了它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认定的世界秩序，意味着破坏朝贡制度，因此在中国，《万国公法》被彻底抛弃了。接轨与脱钩，似乎是19世纪以来东亚国家近代历史的主题。 (2023-05-02)
读书笔记(九) 宽容是民族和解之道
在读本书之前，我总以为日本近代历史和英国一样，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来进行社会变革。而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和法国以及俄罗斯一样，采取了一种激烈的暴力形式来实现社会变革。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明治维新虽然没有像俄罗斯内战一样异常激烈，但是日本还是也经历了一场内战。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维新军队经过战斗打败了德川幕府军队，当时德川幕府的将军德川庆喜还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放弃了权力，归顺天皇。但是，德川幕府的拥护者却不甘于失败，他们成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彰义队，对抗维新军队。“彰义队凶猛剽悍，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他们以上野为据点，经常向新政府军挑衅。他们依仗熟悉地形，不断地骚扰袭击政府军，杀害政府侦查人员，成为新政府军的一大威胁。彰义队还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欲与新政府决一死战。”(第86页）彰义队虽然凶猛，维新政府军队还是在1868年5月的上野之战彻底打败了他们，扫清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是，事后维新政府并不把彰义队视为敌人，并不迫害与清算彰义队，还允许为彰义队的战死者修建坟墓，树碑立传还表彰他们的忠义精神。维新政府表达了相当高的宽容精神。因为他们深知，只有秉持宽容精神，放弃冤仇相报的做法，整个民族才能团结起来。书中写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宽恕、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宽容、没有改革就没有未来。”(第89页)日本历史的这一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何尝没有借鉴意义呢？ (2023-05-02)
读书笔记(十) 西乡隆盛的复杂人生
“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一般把日本视为从封建制度向现代国家和平过渡的一个典型。其实日本转型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它曾一次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茫然不知所往，幸运的是它最终选择了正确道路，没有滑向歧途。从一个低级武士到“尊王攘夷”的大将，从维新政府的卓越功臣到领导西南起义的反叛将领，西乡隆盛的一生折射着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第91页) 西乡隆盛原是九州鹿儿岛上的一个下层武士。他第一次跟随藩主到达江户以后，接受了“水户学”。水户学是当时的显学，也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水户学认为天皇应该拥有绝对主权，但也不否认幕府将军的合理性。水户学还认为西方思想对日本会造成精神污染，于是提出抵御外夷的观点，形成了尊王攘夷的理论。西乡隆盛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成为尊王攘夷的急先锋。他积极参加藩主的活动，是当时颇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他后来遇到了幕府的海军司令胜海舟，胜海舟曾经多次出访欧美国家，对欧美国家的情况非常了解，他是当时日本体制内的维新派人物。胜海舟的一席话彻底改变了他的认知。胜海舟告诉西乡隆盛，幕府已经无药可治，整个政权都极度虚弱。于是西乡隆盛又转而成为了维新军队倒幕运动的领导人。明治维新以后，因为感到武士地位太低，又成为反叛军将领，战败后自杀而死。读了作者对于西乡隆盛的这些描写，产生了几个想法。第一，西乡隆盛无疑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在倒幕运动中的功绩不可磨灭。就是因为西乡隆盛带领维新军队兵临江户城下， 20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才能结束，明治维新才能开始，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看来西乡隆盛似乎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与政治理念，因此他在社会变革中动摇不定。如果说，福泽渝吉是个思想家的话，那么，西乡龙盛只是一个行动家。第二，西乡隆盛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和美国革命的华盛顿相比，差距巨大。明知维新以后，武士阶级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有些武士连生计都成了问题，西乡隆盛因此而发动反叛，成为维新政府的敌人，最终在战场上自杀。实际上，一次社会变革以后，阶级利益得到了调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武士作为日本封建时期的食利阶级趋于消灭 也是历史规律，但是，西乡龙盛对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念念不忘，成为维新政府的对立面。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民并不因为西乡隆盛后期反叛维新政府而全盘抹杀他的功劳，日本还建立他的雕像，他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现在还受人尊崇。九州的鹿儿岛是西乡隆盛的故乡，前几年我在鹿儿岛旅游期间没有去看看有关西乡隆盛的纪念地，现在想起来非常遗憾。 (2023-05-04)
陈先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