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碎片(一) — 随感杂录集

题记: 人在世间,总得读点书,走点路,思考思考,还真偶有所得,因之以三言两语记下,聊以备忘。盖人之晚年,就如时令秋天。这些文字,或如枫叶碎片。自己把玩,心境怡然;如承蒙文友不弃,则余心足矣。

陈先元 2023年8月28日 于上海朗香郡寓所

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 — 陈丹青视频《俄罗斯冤案》观后感之一

我看完了陈丹青教授的《俄罗斯冤案》视频,收获很大。陈丹青教授在这个视频中对于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主要是对于俄罗斯的美术绘画进行了比较详尽而深刻的分析,做出了一个客观独到的评价,而把它定名于俄罗斯冤案,非常能够体现那种对于俄罗斯艺术独特性的纠结情思。这种评判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特别是深受西方美术影响的中国画家艺术家基于对于中国、西方与俄罗斯三者艺术的深刻素养而作出的,很有广泛性、很有洞察力。我对于俄罗斯文学稍有了解,但对于俄罗斯的音乐、美术等等就不太了解了。在我看来,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主要有两个特点,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的整个的文学艺术,到了19世纪,突然有一种井喷的现象,就是说18世纪的俄罗斯艺术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到了19世纪,在短短100年的时间中,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就达到了高度繁荣,到了可以和欧洲匹敌的程度,这是俄罗斯文化艺术发展的一大特点。陈丹青教授在视频中认为,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十九世纪美术有一种拒绝的倾向,即拒绝承认俄罗斯的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上应有的地位,这一点我不太了解。但是西方对于俄罗斯的文学还是认可的,甚至是崇拜的。例如,托斯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无疑占有很高的地位。当然,托斯泰的崇高地位和列宁对他的褒扬与定位有关,现在看来,带有某种政治干预艺术的因素在内。不过即使如此,托尔斯泰在西方得到尊重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西方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推崇备至。记得有一位西方现代派作家说过:“我们都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走出来的。”就是说,二十世纪西方文坛上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几乎都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也可见他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顺便一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着一种俄罗斯的民族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苦难、坚韧。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着苦难的民族,也是一个极其坚韧的民族,因此它无疑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再顺便一提,我个人认为,索尔任尼琴的作品,实际上也带有某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某些思想意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实际上对于现代的俄罗斯哲学家杜金影响很大,而杜金的思想又影响了普金。普金之所以发动对于乌克兰的战争,深沉的文化与思想根源可能就在于此。这是俄罗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2022-03-18)

再谈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 — 陈丹青视频《俄罗斯冤案》观后感之二

再谈一下俄罗斯文学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民性。人民性这个名词带有明显的苏联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看来,人民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也就是说,苏联文学作品大多反映的是社会的事件、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历史,这是俄罗斯文学的又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得到列宁的欣赏,就是因为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了俄罗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变迁。俄罗斯苏联诺贝尔文学奖金者的作品,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等,无一不是广泛地深刻揭示了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矛盾,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历史。俄罗斯文学的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学中对于个人精神个人意识的探求有着明显差异。不过要补充一点,俄罗斯作家在反映社会变化的时候,是站在人民、特别是站在下层的受苦的劳动人民的角度上来反映社会的。就这一点上来说,俄罗斯文学充满着人民性,这很正确,没有错。陈丹青说,俄罗斯绘画也充满着社会性,这是受了文学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倒未必,因为俄罗斯的整个艺术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心,这一点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的。因此,作为俄罗斯艺术的一种,俄罗斯绘画也当然关心社会问题,关心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在苏里科夫与列宾的绘画作品中有所体现。苏里科夫几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比如《近卫军行刑》、《贵族莫罗卓娃》等等,这些作品场面之宏大、表现之深刻,人物之生动、细节之精当,几乎达到绘画的顶峰。非常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如果对于俄罗斯的历史有所了解,一定会被苏里科夫的绘画作品深深地震撼。俄罗斯的绘画中的社会性可以和文学作品与音乐作品联系起来。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画,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如果你看着这幅画,你就会想到高尔基的文学作品《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因为高尔基描写的伏尔加河上的情景,和这幅画完全一致。还有,当你欣赏这幅画时,耳边一定会响起异常沉重而坚毅的《伏尔加船夫曲》这首俄罗斯民歌。这种艺术欣赏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审美享受。除了列宾、苏里科夫的油画作品中充满着社会意义之外,实际上在俄罗斯纯粹的风景画家中,也有许多作品充满社会意义。例如,列维坦的名画《通向西伯利亚的小路》,表面上看似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实际上蕴含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你看了这幅画就会油然想起12月党人流放去西伯利亚的情形,这幅画令人心灵震慑。去年12月份我在北京和我的同行,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谈起了俄罗斯的艺术,谈起了俄罗斯的绘画。这位清华教授对我说,人类艺术历史的发展、包括人类的绘画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到了俄罗斯这样的一个阶段,已经到达顶峰了,再也没有人能超越了。不管是20世纪还是21世纪、甚至22世纪,都无法超越了。我很同意清华教授的这段评论。陈丹青是当代一位富有学养的教授,具有深刻思想与独立精神。他不但是一位画家,而且是一位美术史家以及美术理论家。他对于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学、俄罗斯绘画所做的评论,我认为相当精确,相当深刻,富有洞见,入木三分,很有价值,给我很多启迪。 (2022-03-18)

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发展脉络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它与文学紧密相关,因为许多电影都是由文学作品所改编的,或者说是从文学剧本中产生电影。因此如果对于俄苏文学有点了解,那么就会对于俄苏电影产生兴趣。我本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俄苏电影的发展,也几乎与俄苏文学一致。

从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来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过程的脉络,它与当时苏共领导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相吻合。在上世纪50年代斯大林时期以及后斯大林时期的一个简短时期,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是反映苏联军队英勇战斗的大无畏精神,如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等等。赫鲁晓夫时期,由于对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苏联的卫国战争题材文学出现了与马列主义的宣传不大一致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卫国战争当中真实的战斗生活,文学史上叫做“战壕的真实”,如巴克拉诺夫的小说《一寸土》。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有关战争中人性题材的一些作品,如电影《第41》等等。在上世纪60年代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学史上叫“全景战争文学”。所谓“全景战争文学”,是指作家从更广泛的背景来反映卫国战争。全景战争文学,不但写战壕里的真实,也写指挥部的决策,既写一般个人在战争中的遭遇,也写整个国际国内的宏大背景,如恰可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围困》等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又迎来了一个战争哲学的思考时期。这一时期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思考和讨论有关战争的哲学问题,特别是道德问题。例如讨论为什么要进行战争,个人在战争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应该如何看待在战争中自己与他人的死亡问题等等。代表作品有贝可夫的《方尖碑》,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等等。从以上简单梳理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苏联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反应是快捷的,反映是广阔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一点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借鉴,而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电影的发展脉络,几乎跟文学一致,同样可以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借鉴。 (2022-03-24)

黄浦江畔的反思

我现在是上海这座城市里的自由人,基本可以随意外出,或购物、或观光,或一人独自去黄浦江边散步。当我在黄浦江边独自散步,看到了那种平日异常繁忙的热闹景象,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的时候,虽然在这春意盎然万紫千红的美好季节,我心里还是不禁飘过一丝悲凉。上海现在的这样一种封控状态,肯定给上海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肯定对于上海经济产生比较沉重的打击,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否认。现在上海正在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全力抗疫,这种精神令人感动。不过,是不是需要对这次疫情的出现进行一些反思呢?首先应该反思一下,这次上海疫情的较大规模的爆发,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假如是天灾,那么这是自然力量,人力不可抗拒,那也没有办法;如果是人祸,那就必须要追责,否则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害,没有人担责,不符合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其次,还应该反思一下,上海的这次抗疫是不是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是不是可以再做得更好一些。有人说,对上海的城市治理要像绣花一样细致,那么就应该使上海的抗疫工作做得细上更细,好上加好,看看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余地。这方面也应该进行反思。这是我今天在黄浦江畔独自散步时所想到的。 (2022-03-24)

关于嫉妒心理 — 刘军宁《幸灾乐祸的政治学》读后感

读了刘军宁关于嫉妒的文章,我有一些想法。没有参考过任何资料,仅仅是自己的随想而已。姑且写下,与朋友交流。嫉妒首先是一种人的负面心理状态。它是由于自己的地位与状态逊色于他人而产生的一种对自己的不平与忿怨情绪以及对于他人的仇视与憎恨的意识。这种心理状态如果外化为行为,可以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嫉妒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人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实际上就是一种嫉妒心理所导致的社会现象。汉朝的吕后把戚夫人迫害成“人彘”,那是一个女性之间嫉妒心理急剧发展的极端例子。外国社会同样也有嫉妒这种现象。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伊阿古,出于对于统帅奥赛罗的嫉妒,污陷奥赛罗的夫人苔丝德梦娜对自己丈夫不忠,导致奥赛罗亲手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这种例子在世界文学当中并不少见,可见,嫉妒确实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负面心理状态。一般人都认为嫉妒是人的一种本性。实际上,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嫉妒不是人的本性;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嫉妒应该是人的本性。因为在生物学层面,比如食欲、性欲以及自我防卫等等,那都是人的本性,这是一种不可更改的本性。但在社会学层面,比如说慈爱助人与损人利己等等,也算人性,但与生物学层面上的人性不一样,因为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并非人人都有同样道德指向的同样的心理波动。因此,嫉妒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负面心理情绪,实际上它可以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改变乃至消失。例如,宗教信仰就可以有效地减缓或者甚至消除人的嫉妒心理。在印度,很难看到那种嫉妒的心理造成的社会负面现象,因为人们在宗教信仰中安于自己的生活,不管这种生活是好是坏,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不会产生嫉妒情绪。如果对嫉妒这种心理现象进行分类分析,那么嫉妒大概可以分为合理嫉妒与不合理嫉妒。当然,这里还是使用“嫉妒”这一名词,实际上其概念内涵已经有所改变。这里的所谓合理,这个理就是指自然之理,就是自然法,就是一种公理、一种天理。所谓的合理嫉妒,指在同样条件下,两个个体付出代价一样,得到的社会回报不一样,这种嫉妒就是一种合理嫉妒。中国社会上对于拼爹现象的不满,就是属于一种合理嫉妒;不合理嫉妒,是指个体条件不一样。他人付出更高的代价、得到更多的回报,你对他人心怀不满甚至忌恨,那就是不合理嫉妒,也就是真正的嫉妒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合理嫉妒与不合理嫉妒,在学理上不能成立,本文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姑且用之而已。嫉妒既是一种个人心里,又是一种社会心理。如果嫉妒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心理,如果有人恶意利用嫉妒的社会心理,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也就是说,嫉妒心理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推动力,一旦被激发起来,可以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历史上许多的社会事件,就是由有些人利用社会上普遍的嫉妒心理,故意激发这种心理而造成的。在这一方面完全还可以深入研究。刘军宁文章中对此涉猎不多,应该进行补充,以便进一步探究嫉妒的社会负面效应。 (2022-03-20)

走路是否有害健康? — 对于一个视频的评论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视频中这位医生的这篇讲话。就总体而言,这篇讲话的主要观点是“走路有害健康”。这个观点,即走路有害健康究竟对不对,暂且不论。首先应该看看有没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支持这一观点。如果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支持着这个观点,那么走路有害健康至少在逻辑上、在理论上是正确的; 至于在实际上正确与否,那应另当别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这个观点,如果讲话中所说的这些理由不能成立,那么走路有害健康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而如果在理论上、在逻辑上不能成立,那么可以说在实际上肯定也不能成立。在这位医生讲话中,所说的走路有害健康的理由是走路会影响膝关节乃至损害膝关节。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应该可以证明走路有害健康的观点。但是,走路损害膝关节依然还只是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同样需要足够与充分的理由来加以论证。这位医生遇到了一位女病人。据说这位女病人经过十年的走路,造成了膝关节严重损伤,现在几乎无法走路。这是医生论证走路损害膝关节的主要理由。假如这个事实成立,那么,确实可以作为走路损害膝关节的依据。这位女病人的膝关节损害,既是现象,也是一种结果。医生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走路。不过,医生在讲话中没有说明这位女病人是怎么走路的,她走路的时候,是否保持一种正确的姿势,因为保持正确姿势与没有保持正确姿势走咯,对于膝关节伤害与否,具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医生应该说明。医生对此没有做详细说明,至少在逻辑上减少了论证的有效性。另外,造成一个结果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这位女病人膝关节损伤,除了走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比如,有没有受到过外力侵害?有没有发生一些运动事故? 另外,膝关节本身有没有先天的基因缺陷? 因为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所有这些原因都应该进行全面考虑。以这一女病人为例来证明走路损害膝关节,从逻辑论证上来说,还只是一个个案。个案当然也可以作为理由,但很难作为充分理由。不过,医生说在他所接收诊疗的病人中,像这样的病例还有很多。这当然可以加强认证的力度,来证明走路损害膝关节这一观点。不过,我们可以质疑医生所谓的“很多”病人,实际上“很多”是一个模糊的不精确的概念。什么叫很多,说不清楚。因此在科学研究中这种语言应该慎用。一般来说,骨科医生肯定接触很多骨科病人,就像肿瘤医生接触过很多肿瘤病人一样。 所以这位医生这样说也不足为奇。但是,如果把骨科病人数放在社会整个人群中进行考量,就会不一样的数量级比较了。即使这位医生所说的走路损害膝关节关节的观点成立,在他讲话中也有许多逻辑矛盾。这位医生说人们不缺走路,因此不应该再走路了。他还建议人们可以用打羽毛球这样的运动来代替走路。医生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充满逻辑矛盾。因为我们知道打羽毛球,同样也需要不断跑动,同样需要腿部运动,而且强度肯定超过走路,对于膝关节的影响肯定比走路更大。这一点医生怎么没有想到呢? 难道打羽毛球就不会损害膝关节了吗? 这位医生还说,走路下肢运动,不是全身运动,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走路的时候双臂摆动,难道不是一种运动走路的时候整个人的身体都处在运动中,怎么不是全身运动呢?当然,如果走路的时候双手伸展以便扩胸,或者做做其他动作,那当然更好。

人类已经进化了上百万年,从直立人开始,人们的双脚就负载着整个身体,膝关节在这方面也承担着主要的责任。人类进化历史证明,人们的腿部膝关节就是用来走路的,这是人类上百万年进化的结果。如果走路会影响膝关节、会损害健康,那么,我们人类上百年的进化岂不是白费了吗? 如果膝关节不能用来走路,那么膝关节的功能又何在呢? 关于走路以及跑步究竟会不会损害膝关节、究竟会不会损害人的健康,我倒建议运动科学家们研究一下那些运动员特别是马拉松运动员们的膝关节情况。否则仅仅从某些病例中的膝关节损伤来推断走路影响健康,不仅不科学,而且近似荒唐了。至于这位医生所说的有人提倡走路,是一种阴谋,是那些人工关节的厂商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炮制出来的。他们需要赚取更多的利润,所以才提倡人们走路,用走路来损害人们自己的健康。这种阴谋论,在中国不断鼓噪,多了去了,就不必再批驳了,不过也由此可见这位医生的整个素养以及价值取向。 (2022-04-08)

文化与文明

我曾经为研究生开设过《文化传播研究》的课程,曾经涉及到文化与文明问题。当然,首先应该界定文化与文明的概念,然后再讨论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问题。我的定义是:文明是文化的历史截面,即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不能把文明看做是一个绝对概念,因为文明是一个历史的动态,不是历史的静态。可以对文明本身特别是实现文明的进程进行分析。文明应该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文明应该和整个物质生活水平与原有的文化习俗等相适应。如果离开了这些根基,文明可能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进而导致文明本身的崩溃。但是在今天,美国和欧洲某些非常文明的、即某些政治非常正确的做法,实际上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某种撕裂,过分的强调文明与进步,反而造成了对于文明的伤害。例如,对于曾经弱势群体如黑人等等都过分偏护,对于难民过分的开放与保护的政策等等,已经影响了文明本身。据报道,法国等国家过多接纳难民,实际上已经对于法国社会的文明带来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研究。当然,对于在文明的进程中尚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来说,讨论这样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2022-04-12)

专家意见可靠吗? — 从毛泽东误信钱学森所想到的

有篇文章说,毛泽东读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万斤。那么,从这篇文章能不能得出专家的话并不靠谱的结论呢? 钱学森当然是专家,而且是大专家,钱学森的科学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钱学森是一个物理学家,具体来说,是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不是一个生物学家,更不是一个农学家,在水稻栽培技术方面,他的知识与一般普通人无异。因此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听了专家的话,才相信水稻亩产可达10000斤。正如我们听了姚明关于足球的意见,按照姚明的意见去踢足球一样。因为姚明只是篮球专家,不是足球专家。我们从另一方面来分析一下,钱学森当时为什么会发表文章,提出水稻产量可以达到一万斤。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也许可以提供一些背景的资料,猜测钱学森当时的思想历程。1956年,中国大规模地开展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无产阶级思想的政治教育。1957年,中国更大规模地展开了反右派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被被打成了右派,中国知识界的不少精英被流放到了青海宁夏等地,甚至死在那里。1958年,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他指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问题都好办了。”因此才有了水稻亩产几万斤的口号。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钱学森提出自己的想法,就不由人不想起科学家们对于政治家空想政策的某种迎合。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还会剩下几何? 另外一方面,毛泽东不是一个科学家。毛泽东对于现代科学的知识知之甚少。现在没有材料能证明毛泽东读过什么科学著作。我本人记得他在60年代对于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曾经发表过一些看法。毛泽东本身的科学知识有限,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不知道科学的具体分类,因此才误信了钱学森的文章。政治家应该如何听取专家们的意见,这里也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专家们对于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这非常正常。因此就应该发扬科学民主,让所有的专家都提出意见,然后通过争论达成共识。政治家在决策的时候,还应该听取各种不同领域专家的意见,因为一个社会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人工基因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生物学,还涉及到人类的伦理关系等等。例如抗疫封城这样的一个决策,当然涉及到疫情防控,但还涉及到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交通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市民的心理承受问题等等、等等。所以都应该听取各种专家们的意见,否则很有可能造成决策的偏颇。这种决策,才是真正的当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决策。这些都是一些常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领导们是不是懂得这些常识。(2022-04-15)

果戈里的乌克兰题材作品

果戈里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都知道果戈里,了解果戈里,可能也看过果戈里的一些作品,例如鲁迅翻译的果戈里的代表作品《死魂灵》,以及果戈里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等等。但是,一般人对于果戈里的乌克兰题材的作品,可能就不太了解了。果戈里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在乌克兰的乡村生活,这一段生活在果戈理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乌克兰当时被称为是小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说着差不多相同的斯拉夫语言,有着相近的古代文化传统。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毕竟有所差别。乌克兰的土地更肥沃,乡村更富裕,风景更优美。乌克兰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也非常丰富。果戈里从小在乌克兰的乡村长大,听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奶奶,自己的姥姥说着乌克兰的民间故事,深受乌克兰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他把这些民间故事写进了他的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狄康卡近乡夜话,就是指狄康卡附近乡村的乡亲们在晚上给孩子们说的童话、神话与民间故事。这些童话、神话与民间故事,已经流传了上百年乃至几百年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我记得。果戈里所记载的那些民间故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水妖。但我认为,俄语中的Русалка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水妖不太确切,可以翻译成水仙,或者说水神,甚至美人鱼。但是与水仙、水神与美人鱼又有些不一样,因为还确实带有某些妖气。水妖的外形是一个美丽年轻的女子,经常穿着白色的长裙,在晚上从河里跳上岸玩耍。她会唱出美丽动听的歌曲,就像希腊神话里的海妖塞壬一样。果戈里笔下的水妖又使人迷恋,又使人害怕。对那些听故事的孩子来说,心理上很是纠结。果戈里后来到了彼得堡,他在彼得堡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写出了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其中有几篇小说写得非常精彩,例如《涅瓦大街》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3年我在圣彼得堡旅行期间,特意去涅瓦大街逛了一圈。当然,现在的涅瓦大街与十九世纪的涅瓦大街不一样了。后来,果戈里才写出了《钦差大臣》与《死魂灵》。 (2022-04-17)

路线斗争与权力斗争

读了郁慕湛学兄《戚本禹回忆》读书笔记中关于毛时代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有点想法。郁兄说,“回忆录里已经用事实说清楚了,毛泽东的确有理想(在我们看来都是些乌托邦)并且想实现他的理想。可是,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确保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前提之下,而且这个确保甚至是在毛自己的疑神疑鬼中也应得到确保。于是,便始终在权术和权力斗争中。事实上,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是非对错有路线之争的。 ” 郁兄文章里提到了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理清。一般情况下,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他一定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理论与政治理想。如果没有政治理想,那么就等同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地痞流氓了。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以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基点的现代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中也有某种平等的因素,也有某种反特权的内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就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反对党内的特权阶层。文革后期毛泽东多次提出了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理论阐释与舆论呼应,可见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是一贯的,就是以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大同世界为基点的现代中国式平等思想。

要实现这种政治理想,毛泽东认为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要把党内的特权阶级全部打倒,以实现他所认为现代的平均主义理想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他要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力,因为没有这个权力,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权力是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保障,一个工具。毛泽东之所以紧紧的握住大权,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因此,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文革的反思,恰恰是忽略了这一点。过去几十年对于文革的反思仅仅控诉了四人帮迫害人民群众的罪行以及揭示了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对于毛泽东政治理想以及政治路线,几乎没有涉及。实际上,毛泽东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党内的特权阶层的做法得到了下层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可否认,文革中原本处在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例如,工农兵上大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等等可以证明。这些以前属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被提升到了社会的上层。当然,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社会平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这是从一个反面走向另外一个反面,以牺牲其他人的政治权利为代价的。不过,下层社会群体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的的确确是感恩感德的。今天,有些地方文革思想回潮,应该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毛泽东的这种政治理想与政治路线,如果不进行反思和清理,看来文革的回潮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政治路线斗争与政治权力斗争,主要还是要关注政治路线斗争,因为正是政治路线斗争导致了政治权力斗争。因此。分析和理解毛泽东的政治理想以及政治路线,尤为重要。特别是毛泽东的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党内特权阶层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的思想,究竟有何联系?这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平等思想的合理内核?这种思想与现代的普世价值观中的平等思想,究竟有没有交集点? 这些问题,都应该好好地认真加以探讨。 (2022-04-20)

想起了牛田洋

记得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批评过一些人:“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记不得具体批评哪一件事情了,有可能是批评林彪的所谓精神万能论,认为可以凭着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与人的意志,随意改变世界,可以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目的。这种唯意志论的领导方法,在我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唯意志论的典型代表。近二十年前,我在广东汕头大学参加一个新闻传播学学术研讨会。期间顺便看看汕头各地的风景。当我看到了汕头市濠江对面的牛田洋时,不禁思潮翻滚。因为牛田洋有一个悲壮的故事。上世纪50~60年代,为了围海造田,牛田洋建造了一个17公里长的拦海大坝。1969年7月25日,强台风来袭,为了保卫拦海大坝,几百位当时年轻的大学生以及解放军战士,冒着强台风与暴风雨,拿着铁锨洋镐等等原始工具去加固大坝、镇守大坝。当时有人提醒他们不能硬来,但是他们坚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与解放军战士,一定能够战胜台风战胜海浪,一定能够保住大坝。结果,553个年轻生命就在台风来袭的海上狂潮中消失,酿成了大祸,造成了悲剧。我当时面对着远望牛田洋风景,感慨万千。现在的牛田洋当然生机盎然,岁月静好,但是谁还会记起当年的悲剧呢?其实,这种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并不罕见,实质就是没有科学没有文化没有理性的胡干蛮干。与义和团大叫刀枪不入的口号、拿着所谓的护身符咒冲向八国联军的炮火有点相似。这种做法,不失败才是怪事。 (2022-04-22)

陈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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