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的思考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依据科学史材料，提出了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的动态结构理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范式”（paradigm）。在这个动态结构理论中，库恩认为科学的实际发展是种受范式制约的常规科学以及突破旧范式的科学革命的交替过程。
“paradigm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伸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库恩在谈到这个词的用法时说：“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这一方面的意义我找不到更合适的用语，只能借用‘范式’这个词。但是立刻可以看出，借用这个词所能表示的‘模型’和‘模式’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通常用来定义‘范式’的意思。” 从更为现代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表示某种派生的思想和概念的发端与基础。库恩借用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用它来表示科学史上某些重大的科学成就所形成的科学内在机制和社会条件，以及由这种机制和条件构成的思想和信念的基本框架，一种先于具体科学研究的思想和组织的背景。
80年代后期，库恩倾向于用“词典”（lexicon）一词取代“范式”（paradigm）一词，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改革，也就是用新词典取代旧词典。在他看来，词典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世界是通过词典来描述的，词典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词典。词典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词汇组成，各种词汇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前后出现的词典之间有部分交叉，即有些词汇是共有的，有些词汇则为某些词典所专有。理论与词典紧密相联，不同的理论需要用不同的词典才能得到理解，理论一旦改变，词典也需要——而且一定要随之改变。因此，通过考察词典的变化就能理解科学发展中理论的变革。
40年前，当库恩的著述刚刚译介到国内时，吾师冯契先生是将paradigm译为“范型”的，虽然是创造了一个中文的新词，至今我都认为冯先生的翻译更符合库恩的原意。但因为后来多数人译成“范式”这一中国人更熟悉的现成词语，也就约定俗成地流行“范式”的译名了。借此机会作一说明，虽然本文沿用“范式”的译名，但我却是在“范型”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的。
根据库恩的阐释和“词典”（lexicon）一词的英文原义，英语造诣颇深的方晓光认为该词译为“话语体系”更为合适，我觉得这也确实更易为中国人理解。因此，本文以下借用库恩的“范式（paradigm）∕词典（lexicon）”概念，引申到人文领域时，均采用“语言范式∕话语体系”的说法。
人的思维是在一定的话语体系中展开活动的，并通过语言范式表达和呈现出来。我们常说思维有内容和形式之分，这只是为了研究需要而采用的一种分析的说法，实际上思维的内容与形式是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既没有脱离具体内容的纯思维形式，也不存在没有语言形式的完全赤裸的思维内容。哪怕是高度抽象的纯形式化的逻辑，实际上也是专门以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内容），这时才必须抽离一切具体的思维内容。而同样高度抽象的代数学，实际上也是以数字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内容的（抽象的数字本身也是思维的创造物）。几何学则是对空间关系进行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
语言范式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范式中不包含种种非理性的成分。比如信仰，在语言范式的表达中还隐含着人的相信、意志、想象等难以用语言范式完全表达的内容。佛教的禅宗强调“顿悟”，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就有这层意思。当然，“顿悟”也好，“不立文字”也好，还是要用语言范式来表达其意思，只是感到“不尽其义”罢了。
我在《关于理性的思考》一文中谈到“感性、理性和神性”，其中说：“信仰是超越经验和理性的人的灵魂感悟世界的能力，它在经验和理性遇到“天花板”时，以超验的思维给出有关世界第一推动力及最终去处的不证自明（其实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的答案，这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故曰神性或灵性。因其超验和不证自明，具有公理般的力量，因而它具有永恒的魅力。”在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所谓理性和神性、经验与超验（先验）之分，也是在分析的意义上而言，就人的思维的实际情况来说，神性与理性、超验与经验并非判然两分，理性之中有神性的种子，超验之中有经验的因素。信仰在本质上是人的心灵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它无须通过语言的媒介进行，这就是灵魂在上帝面前的忏悔与救赎，而事实上，信仰一旦通过语言表达而为他人所知，就已经是理性建构的产物了。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理性与神性（信仰）、经验与超验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进一步说，信仰在建构过程中，除了理性还涉及许多非理性因素，它是心灵的主观产物，它还与人的情感、情绪、良知、崇拜、想象等等有关。
比如情感、欲望、情绪、直觉、意识（潜意识）等种种非理性因素，也不是语言范式能够完全表情达意的。就像人的各种表情、眼神、声音、动作（如手势）等等，尽管不是理性的表达，却常常更能会意地表达人的“情”（情感、情绪等）和“意”（意愿、意志）等，他们虽然未经过理性的建构，不在理性的话语体系之内，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表意语言，只不过不像语言范式那么稳定和精确，但却以特殊的语言（符号）结构于人的认知架构之中。所以，在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的深层结构中，深藏着各种非理性的因素，只是不经过深入细心的分析和打捞，难以发现它们而已。
简单地说，信仰主要是通过良知而与理性联结的。何为良知？良知即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好的宗教信仰启发良知，激活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激励信徒做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同时，严厉谴责和抑制人性中的邪恶魔鬼，引导人们自觉自律地奉善行举善事，并惩戒各种不良失德的恶行。摩西十诫便是惩恶扬善的宗教（信仰）范例。
摩西十诫是基督教对信徒行事的规训，而自觉遵行摩西十诫便是信徒内心自律的信仰。
戒律具体而微，看似低调，体现的是做人的道德底线。然而真要完全做到却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没有人一辈子完全做得到。因为人毕竟是人，血肉之躯的人都有欲望有私利，内心总住着驱赶不净的邪恶魔鬼。如果完全没有欲望和私利，那就不是肉身凡胎，就是圣人，就是神了。而这世界上一个圣人也没有，所以人才需要有信仰，在上帝的诫勉下尽量做一个接近圣人的好人。
这么解释，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非理性、理性和信仰在人的认知结构中是完全联结和融合在一起的。
我这里特别指出这点，是想说明在语言范式的深层结构中不仅有理性思维的成分，也有诸多非理性（思维）的成分，而且非理性成分往往是深潜于话语体系之底层，它们不仅对人的认知和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人的欲望、心理需求、利益诉求等因素，虽然常常不会直白地在语言范式中表达出来，有时甚至是通过种种变异、扭曲乃至悖谬的形式隐晦曲折地浮现，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人的欲望和利益往往在人的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它们在语言范式的表面含义中难以捕捉得到。这是人性的狡黠，我们惟有认真面对。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解释屁股和脑袋并不总是一致，甚至常常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了。在涉及到利益和个人非理性诉求，并与语言范式出现冲突时，看似理性的话语体系往往敌不过人性的顽强，就会出现语言范式的包装、扭曲、变异、悖谬等等现象，这会给分析和洞见语言范式的实质带来迷惑，所以在此提请注意。
这也说明，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分析（人类理性的分析），只是辨明思想内容的一个必要手段，它不是也不会是我们洞悉人类思想全部奥义的完全充分的工具。
以中国古代传统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为例。中国人所说的王霸之道，属于统治 之“术”，真正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是儒法之道，儒家与法家的语言体系之“道”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之“道”，而在“道”的层面儒家与法家并无实质区别。儒是法的外表包装、外在表现形式，法是儒的内核，内在实质内容。“儒”主要是用来教化子民的，此乃“表”，是维稳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故兼有人伦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功能。“法”主要是统治者用来维系和强化万世一系之统治的，所以一般不能为民众真正知道，此乃“里”，它才是统治者珍藏于床头枕边，必须烂熟于胸、心领神会的东西。而将儒表法里、王霸兼用之术融会贯通，浑然天成地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才是中国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御用文人为统治者精心构造了一套中国特式的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这才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真正的统治之“道”，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真正的核心传统。这套在朝代更替中不断扩充完善的话语体系，笼罩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成为中国人难以挣脱的语言架构和思维定式，甚至只能在这样一套话语体系的笼罩之下，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这套话语体系的语言范式进行思维活动和话语表达。
20世纪初叶辛亥前后，正当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语言范式突破与转换、话语体系重构之际，西方各种新的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都曾被引进中国，在文化舆论阵地有过一席之地，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之变异一脉——列宁（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最终被中国的激进知识精英所接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引导民众接受了这套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并逐渐内化为他们的思维定式。当然，这一过程是在苏维埃武装政权的支持下，通过一系列不间断进行的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整风、思想改造等运动而完成的，“延安整风运动”便是其滥觞。
为什么列宁-斯大林主义最终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的精英和民众为什么选择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列宁-斯大林+秦始皇”，列宁-斯大林代表的是现代极权主义，秦始皇代表的是两千多年形成并深入人心的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之道，正是这两种话语体系在制度、文化和人性深处的内在相契，才得以使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经知识精英之手巧妙地创造性地转化和构建出一套中国特色的现代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
举个例子，中国民众大都认同“有国才有家”的语言范式，执政者更是大力灌输和强化这一语言范式。可是这一语言范式却是经不起辨析和推敲的，因为它既违反逻辑又不符合常识，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代政治文明的简单事实来看，这个语言范式都是有问题的，之所以我们长久不能从逻辑和常识的角度突破这一语言范式，除了执政者的刻意灌输，中国民众在传统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的长期浸淫中早已在深层心理上接受和认同了它，这正是列宁-斯大林能与秦始皇相结合的深层话语和思维体系的原因。
再举个例子，“建国”这一语言范式的运用，反映的是，在绝大部分民众的头脑里我们国家是与70年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可无论横向地从地理地域还是纵向地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这个民族国家难道真的新到只有短短70年的岁月么？70年之前我们难道就没有国么？当然是有的，撇除几千年的朝代更替不说，“中华民国”是推翻满清皇朝之后建立的第一个真正的属于我们的民族国家，它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只不过后来在国共两军的战争中，“中华民国”败退到了台湾，在那个属于中国的海岛上延续了下来。而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也并不是70年前才建的国，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武装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婴儿或前身，只不过那时只是一个区域狭小的“国中之国”。经过几十年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才于1949年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所以“建国”这一语言范式，从其内容实质而言，用“建政”——建立全国性政权，才更符合客观实际。
再如，“隐私”（privacy）这一语言范式，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是指 “私权”（指个人权利自由）。隐私并不仅仅与性生活相关（如在当代中国语言范式中通常理解的那样），更重要的，它还包括良心自由，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感性、理性与信仰的自由），爱好与追求的自由，制订合乎自己性格、兴趣的人生计划的自由等。只要这些计划与行为无害于他人，就都属于个人的私权。而这种个人自由的私权，与生命权、财产权一样，是具有神圣性的，是不可受到公权或他人侵犯的，因而是必须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中国和西方对“隐私”理解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语言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差异和分歧。
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举不胜举，说明这不是某些词语的表达问题，而是整个语言范式∕话语体系问题。
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政治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老大哥”（Big Brother）就是用Newspeak（新话）来改变语言范式，改变历史，从而实现高度集权统治的。奥威尔在1949年就天才地想到了用新的语言范式来改造人和社会的可能性。他的预言竟被后来的现实所证实。
我在《关于理性的思考》一文中谈及（理性）启蒙问题。从启蒙的指向性上来说，就是要突破和转换原来的语言范式，建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中国现有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因各种历史传统的原因极为复杂。在数千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底座上，中国人以千年帝国的不变心态，天下一统的深层心理，接受并建立了一套在上是儒表法里、王霸兼用，在下是君臣父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人分九流”的差序等级制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被动进行的语言范式突破与转换、重建话语体系的艰难过程中，却在上世纪初遇到了大陆理性主义变异之一脉——激进马克思主义，进而又主动选择了列宁-斯大林主义（其原因是中国知识精英发现了中国传统语言范式∕话语体系与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价值观底座和深层心理上的契合），于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新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以至大半个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为民众所接受和认同的新的精神文化传统（其间的过程有待历史学家为我们拼接出一幅真实的图景）。
而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中国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其中，再次尝试语言范式的突破与转换，企图再次重构新语境下的话语系统。这一过程与前面几次语言范式∕话语体系的突破转换与重建纠合在一起，又叠加了“凌志车与橄榄树”的问题（弗里曼语），使得我们本来就复杂难解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然而，倘若剥开语言范式∕话语体系的层层话语包装，在底层价值观基座和深层文化心理处，其真正的内核可曾有过根本改变？说到底，这与根本的价值观有关，与人性观有关。启蒙也好，重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也好，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认识和预设。
面对如此坚硬的内核，我越发觉得启蒙和重构语言范式∕话语体系似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工作。
这不禁让我想起印在日本最高面值纸币上的福泽谕吉头像和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郭嵩焘。
面对郭嵩焘们的遭际（何况郭嵩焘只是很浅表地说出了某些实情），中国还能再出这样勇敢地说出真相的人吗？
除非，真有一批兼具堂吉诃德精神和传教士坚韧信仰的知识精英。
DMW 2019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