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决定
慈爱睿智的母亲
我少年丧父，母亲抚育我成长。她早年毕业于北平艺专，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学艺术的并不好找工作。为了生活，她又在天津达仁学院进修了会计。很快就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我们衣食无忧。那时我家在新华路洛阳道口，租住着两间公房，我和母亲住在前楼下一大间。一位老保姆住在后楼下一小间，兼作厨房。有老保姆做饭和照应，我的小学和初中，无忧无虑地过来了。
我的老家在杭州，唯一的亲姑母健在，她膝下无儿无女，几次向母亲提出可以认我做养子，母亲皆不同意，执意看着我成长。杭州老宅当家的长房祖母曾经来函征询她的意见：“家中的历代藏书甚多，浙江图书馆拟以两亿（旧币）求购。” 母亲当即回信，无论出售或捐献都由大祖母做主。老家的古宅析产，母亲把我们一房的份额全部让给了我的姑姑。
（照片：母亲张东慎1921-1970）
母亲在北平志成女中上学时和王光美是同班同桌密友，父辈又是民国农工部同事和世交，母亲和王光英也早就熟识。五十年代初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和他碰上，只是点头而已。听母亲说：“上中学时，我们常一起去溜冰，王光英小时候得过一场天花，脸上有浅浅的白麻子。” 此后他们越走越远，母亲对我的解释是：“不要给人家找麻烦。”
五十年代，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数次出访东南亚，可谓风光无限。 母亲看着报纸，却为她提心吊胆。她和我说过：“那位曾叫蓝萍的第一夫人会不舒服的。” 后来果然不幸言中。文革时期王氏兄妹吃尽苦头。看来母亲的担心和预言是有道理的。
初中轻松愉快地过去了，我成绩优良，获保送本校高中。正好在那年（1957）青年团转成了共青团，入团条件迅即趋严，想成为一个共青团员，对我来说，比登天还难。不久，反右开始，一切向左看齐。整个三年高中，参加了勤工俭学，大炼钢铁，污水改造，海河建闸…… 等多项社会活动。到毕业高考前后，我已经打消了志趣第一的个人理想，代之以随遇而安的多种准备。
母亲第一个决定 —— 辍学务工
从1959年开始，高考不过就是走走形式而已。考分高低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班里唯一一位党员同学，成绩不佳，反而直接保送去了哈军工。其他人都要参加高考，考试刚刚结束，学校就派我们到天津东北郊的东堤头，从事了整整一个月的义务劳动。
校方的说词是为了建设东堤头中学，要求我们两人一组，配备一辆崭新的加重胶轮小拉车。一次拉两百块红砖，从八里之外的新开河的运砖船上起货。每天跑十个来回，把两千块红砖，运到工地。一中高三毕业班，四百来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头顶一个草帽，脖子上系着一条白毛巾，穿着一条短裤，赤膊上阵；顶着似火骄阳，大汗淋漓地干了一个月。把一千二百万块红砖运到工地。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锤炼了身体和意志。
那时，饥荒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我们还没有感受到。每天吃得好，跑得快，一顿饭可以吃掉十个大菜包。我们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忙的是什么。后来听说，可能是国防设施的配套工程……
回校后拿到早已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大部分同学考上了二年制的大专或师范！环顾左右，高中三年里，唯一一位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的班长，安君，也不过考上了二流的河北大学。班团支部书记，杨君，考上了沧州师范大专班。我能考上的塘沽师专，还算是不错的，在津山铁路线上，塘沽附近的五十间房站，离天津不过五十公里。还有十来位落榜的。同学好在都有一颗“红”心，早就“作好了”多种准备。各自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准备报到。我的中学时代就此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1960年8月中，去塘沽师专数学系报到之前，母亲说：“你先去看看，不要带户口本去，带着副食本吧！不会不让你报到的。”
我在天津东站买了一张五角钱的火车票，大约一小时，就到了五十间房站。下了车，远远看见一栋体量庞大，五六层的红砖大楼。一打听，那就是天津塘沽师专。顺利地报上到，分派到宿舍。房子间量不小，能摆下四五张双层床。我分到上铺，下铺是一位腿有明显残疾的邱同学。我们聊了起来。邱同学闷闷不乐地说：“真倒霉，我要不是腿有毛病，何至于分配到这里？” 我惊讶地问：“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 他说，“河北辛集一中” 我问他：“你们毕业班高考成绩如何？” 邱同学说：“今年好的出奇，二、三十个同学考上北大、清华。还有很多重点大学。我要不是身有残疾，妥定考上北大。我的成绩比他们好得太多！”
那时我的母校天津一中是天津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每年八个毕业班，四百来人（男生），往年总有三四十人考入北大、清华；考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人数上百；重点院校无数，少有大专和落榜者。1960年，居然只有两个同学考上北大，六个人考上天津大学，一个人考上清华。很多人都被分配到两年制的师范大专班。似乎和辛集中学往年升学状况调了个个。到了六二年，饥荒难度，许多师范大专停办，不少同学被遣散回家。这是后话了。
报到后的第三天，同学差不多来齐了。学校组织我们一起去葛沽农村收秋。碰上几个小学时熟识的女同学，几年没见，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在一中高中的时候，当了几年班生活委员，不知道老师怎么知道了。指定我为新生数学班临时负责人，要安排好大家的劳动和食宿。
到了葛沽，生产队安排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采收蔬菜，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白茄子，可以边采边吃，有些甜味，水很多，吃起来很解渴。但是吃多了有些涨肚！没有两天就吃够了。后来又采收萝卜，要一锨一锨挖出来。女同学干起来就比较吃力了。这时粮食已经有些紧张，体力劳动毕竟消耗大些，同学们自带粮票，已经略显不足。 好在男女同学数目差不多，可以按劳动强度分配工作，吃饭时也互相调剂一下口粮多少。一周很快就过去了。
回校的前几天，又来了几位老师，据说是河北大学政教系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来了，我们这些临时负责人就靠边站了。当个芝麻官上来下去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到了这些政教老师手里，就做起文章来了。他们说：“有的人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随便分配劳力，调剂口粮。不好好劳动锻炼云云……要好好批判。”
八月底，劳动结束了，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学校。下周才开学。买了张火车票就回家了。母亲看出我情绪不高，问我这半个月的经历。我只好如实阐述一切。母亲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在这些老师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了，还是不要上这个学了！”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社会青年，到街道办事处报了个名，等待分配工作。只是副食本被扣在塘沽师专。三年饥荒里，我们少了副食供应份额。母亲因此而营养不良，风湿性心脏病愈发严重了。后来我虽然明白过来，但后悔晚矣！
我在家也闲不住，先在二十一中的俄文专科夜校报名上课，刚刚能看些俄文科技书籍，中俄关系就转凉了，不久俄文大专班也自然寿终正寝了。
白天到街道运输社打零工。常常跟着大卡车干装卸，碰上一对父子档，儿子和我一样大，18岁，父亲才36岁，看上去像是哥俩。跟他们搬运大件，学习起重，打摽捆要子，长了不少起重工的本事。
一次运送钢板，来回装卸了几十块整张（4’x8'）的白色镍铬不锈钢板，途中注意到不锈钢板上的英文字，似乎是加拿大的产品，听老师傅说，不锈钢板是用渤海特产对虾换来的。一斤换一斤，进口多少吨不锈钢钢板就得出口多少吨对虾！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这几年，市面上难得再见对虾了，原来它们都去了加拿大。
还有一次运送工业酒精，在天津西站对面的天津酒精厂提货，运到货主家要倒桶，用上了虹吸管，看老师傅做了几次，就是应用高中物理课上讲过的虹吸现象，就抢着说：“让我也试试！” 看着容易做起来难。一不小心连喝了两大口九十几度的工业酒精，呛得我晕头转向，跌跌撞撞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醉酒。
社会大学令我收获满满。在社会上混了差不多一年半之后，1962年初，街道办事处通知我，分配工作了。让我去围堤道上的洒运汽车修理厂报到，可能是学徒工。
母亲的第二个决定 —— 拒当司机
回家告诉母亲：“明天可以去报到了，是洒运汽车修理厂的学徒工。” 母亲高兴地说：“好事！将来能和你舅舅干一行了。”
围堤道四号路口的洒运队汽车修理厂那时是卫生局直属的单位，承担着全市垃圾运输专用汽车的大修，特种车改装和各医院老旧汽车的大中修任务。当时有二百来员工。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每隔三四年就要补充一批新工人。
我们这批学徒工差不多有五十人，绝大多数分到生产一线，车、钳、铣、鉋、油漆、钣金、翻沙、工种齐全；国营工厂学徒工前三年的月工资，一律17、19、22元；三年出师，第一年37，第二年41；来的年轻人男多女少，年龄文化不一，除了四五个高中毕业生外都是初中或小学程度的。后来才知道，有几个是本厂职工的家属，还有十五六个来自孤儿院的。
大家正坐在会议室里等待分配工作，我被叫到隔壁厂长室，正副厂长和人事科长都在，李佩伦厂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厂和卫生局救护车调配站及局汽车储运队是一个党支部，这次的招工名额他们也有份；有四五个人要分配到那边，学习汽车驾驶，拿到驾照后去开救护车。看你是天津一中的高中毕业生，身体健康，文化程度不错，打算让你去。你觉得怎么样？” 我听了一愣，还没来得及回答，袁俊海副厂长又接着说：“汽车驾驶员学习期间，第一年¥37/月，第二年就涨到¥47/月，比学徒工高多了。许多人都盼着去哪！”
我想到已经告诉妈妈是当学徒工学技术的，这个变化太大了，就傻傻地问到：“我可不可以回家问问母亲，明天给您们答复？” 李厂长说：“可以！”
晚上见到妈妈，把可以学驾驶，开小救护车的事告诉了她。母亲略一沉思就说：“不要就看眼前，严格说来，开小汽车不算专门技术，以后人人都可能会开小汽车。你还是好好学一门压身的技术吧！” 又嘱咐我说：“明天好好谢谢厂长，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吧！”
第二天一上班 ，找到袁付厂长，转告和母亲商量后的决定：“谢谢厂领导的美意，把这个难得的机会还是让给别人吧！我还是想当学徒工。” 果然如愿所偿，我被分配到汽车修理车间了。跟着六级工陈文元师傅当机修钳工学徒，不仅有机会学习大修国内外各种汽车，而且参与制造改装我们厂的独门产品 —— 吸尘扫路车。这也为我开启了后来走上发明创造之路的大门。
半年以后我考上了天津大学的夜大学，开始了半工半读之路。同学都是来自天津各工厂的工人和初级技术人员，虽然都是高中或中专毕业，但要坚持学习也不容易，许多工厂是三班倒，学生减员迅速。如果当初去了救护车调配站，当了司机，一定要三班倒的。（详见本人：文“娄”字一号文件一文）这个夜大学也不一定上得下来。
这时我才体会到母亲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我在文革爆发前夕，既出了师，升了二级工；也顺利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实际上做起了技术员的工作。
母亲的第三个决定 —— 门当户对
1965年，出师后不久，我在车间主任手下干活，主要任务转向车间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干得很起劲。这时又分配来几个劳动局技校毕业的女生，由我和几个师兄弟带领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情绪不知道哪里有些异样。母亲敏感地看了出来了。
一天，她问我：“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我吞吞吐吐地回答：“是吧！” 她追问之下，我很快就原原本本地交待了。母亲笑着说：“原来你都去过人家家里了！看来这事要认真考虑了。” 又问我：“她家住在哪里？家中有什么人？” 我说：她家住在谦德庄，见到了她的父母，都是慈眉善目的普通人，还有一个哥哥在外地，似乎是位现役军人。”
母亲想了一会儿，对我说：“你把她带到家里来，让我见见再说。 过了几天，赶上工休日，我把她带来见了母亲。她和母亲聊了一会儿，就客气地告辞了。 母亲对我说：“你二十三四了，也该考虑婚姻大事了。 你如果喜欢这个女孩子，她对你也很好的话，你要把家庭的背景都和她说清楚，如果她还能接受你，我也不会反对。
得到母亲的指点，找机会就把自己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是旧政府的中级官员。解放初期病故，没能上大学…… 等家族往事略述一二。并建议她立刻告之父母，特别点出：“你我如果走在一起，可能会影响你哥哥的前途。”
果然，几天以后，如母亲所料。她和我平静地分手了。这时已近文革，我还是懵懂无知，母亲却在继续为我操心。
一天她面带笑容和我说：“现在你该认真交个女朋友了，在我们周围家境相似，门当户对的朋友中，有适龄女儿的只有两位比较可取，我已经和她们的母亲沟通过，现在是该你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你可以自己登门拜访她们。”
妈妈说的是宁姨和邓姨的女儿，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以前我也带她们出去玩过，游泳、滑冰，都很熟识，但一直把她们当作小妹妹看待，没往这方面想过。既然妈妈为我扫清了道路，我何乐不为呢？
我和妈妈分析了她们的现状，还是宁姨的女儿比较合适，年龄小我四岁，六五年也没考上大学，正在读企业管理大专班。邓姨的女儿更年轻些，前途无量，未知数太多，还是不要打扰她吧！
很快文革开始了，做为青工的我早有思想准备，尽量不掺合，甘当逍遥派。宁姨家在红八月多少遭了些麻烦，红卫兵搬走了不少家具，还敛走了许多活期存折。宁姨的女儿（已经是我的女友了）的学校也停了课，我们聚会的机会反而多了，彼此扶持着度过了许多困难的日子。也坚定了我们一起走下去的决心。（详见笔者 《文革藏金》一文）
母亲的这三次决定，给我奠定了以后几十年稳定的工作和美满婚姻的基础。她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仅以此文纪念给了我生命和宝贵生活指导的母亲—— 张东慎（1921-1970）
（照片：我和母亲，62年我刚入职）
吴西 2021-5-8 母亲节，写于加州硅谷
Dex on 2024-06-10-04:50:31
Comment: 对这位睿智的母亲佩服地五体投地。
Guest from 136.34.70.136 on 2024-06-11-04:53:03
Comment: 好文！
许树建 on 2024-06-13-22:05:33
Comment: 佩服！
Guest from 101.228.157.151 on 2024-06-14-00:46:21
Comment: 好母亲，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