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995做世行项目的那些事
之一: 天津市区地图
那天看到聊天群里有人说到竖版横板地图，想起一件25年前叫人啼笑皆非的往事。
那是1994年，我到美国的第十个年头。学的是环保工程，进了工程公司，考了PE，成了注册工程师，先是搞工程设计，后来就搞工程项目管理。我所在公司的英国分公司拿到了世界银行的一个中国环保援助项目。当时我在公司的国防工程项目部，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投标准备。但是因为我的履历是拿到项目的一个蛮重的筹码，于是把我调出来做这个项目，任项目经理。在最后拿到项目前还把我弄到英国，到世行的英国对外援助部门做最后的interview —— 因为援助的钱是英国政府出的，让谁去干这件事，英国有最后决定权。
我那时候虽然是赶鸭子上架，但是居然还是给我混过去了……。长话短说，结果呢，就是我们公司力排众对手，拿到了项目。然后呢，就是我带了公司的一帮老外，主要是我们英国分公司的和我们的项目合作伙伴KPMG和英国一个水公司的一帮英国佬，在1994年初，到了天津主持这个世界银行的环保项目，具体跟天津市科委和环保局（那时应该还叫处吧）合作。天津市领导对项目挺支持，各种宴会啊，电视台上节目啊，搞得蛮轰轰烈烈的。还给我配了两个硕士秘书，差点没把我吓着了，赶紧说不用。结果领导坚持说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学习机会，只好留下。到了一个新地方，很自然地想要一张地图（不能跟现在比，掏出手机就是）。于是跟秘书说，需要张市区地图。几天了没动静，有点奇怪：秘书挺勤奋的啊。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么小、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惊动了市领导。领导请我到办公室，很严肃地跟我说，地图对外国人是保密的，不能随便给。啥？我一下还真是给懵住了。敢情是在国外待了10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还真是松了？还好我脑子使劲一转，很诚恳地向领导说明，这个地图是项目需要的（这个倒是真的，但是要地图的时候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没有想到要特别说明），举了几个例子（有关具体项目的，这里就不多打扰大家了），还特别提醒领导，地图由我保管，还都是中文，除了我，项目组没人能看懂；而且这个项目是世行的援助项目，这些人跑这么远来是做项目不是来搞破坏的。领导点着头不置可否，关心地又问了一些我们的吃住情况后，很客气地送我出了办公室。又耐心等了几天，我们有了一张地图，天津市区地图！
项目进行了两年，最后胜利完成，主客双方皆大欢喜。现在想起来，其中的故事倒是还蛮多的。啥时候有机会有兴趣了记录下来也是蛮有意思的事。于是有了下面的之二。
之二: Ambassador Andrew Young - 与前美驻联合国大使，亚特兰大市市长Andrew Young的一段交往
到了1993、94年，离那血腥的一年有了差不多4、5年的时日，世界银行的中国援助项目又启动了。我们公司的英国分公司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拿到了世行中国天津的环保项目。那时的美国对中国是一股新鲜感，虽然那年的血腥给中国的神秘很罩上了一层阴影。但是日子还是要过，该干什么还是得干，尤其是相信用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就能带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天真慢慢地越来越占了上风。拿了到这个中国项目，公司上下是一片欢腾，既有战败群雄的胜利自豪，又有为能参与援助中国发展的光荣和兴奋。
我从英国回来，最后确认拿到了项目后，公司就开始张罗着开庆功会连带着欢送会了: 作为项目经理，我是要到天津坐镇的。于是就有了这一段跟Ambassador Young的交往。那天上班秘书告诉我Andrew Young （公司内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不像外界，都尊称他为Ambassador Young）已经在过问这件事了。我一愣，还有点摸不着头脑。
Ambassador Young在Atlanta是个很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当年他是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lieutenant，卡特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应该是黑人中第一个做到内阁部长的），后来又连任当了8年Atlanta市长。Atlanta在他的任期内发展之快、之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比不上的。（跟他熟了以后，一次他开车带我和老公去Atlanta的最高建筑Atlanta Westin Hotel，也是当年邓小平来访时下榻的酒店，顶楼旋转餐厅请我们吃饭。他把车直接开到宾馆门口停下就带着我们上楼了。我担心地提醒他这里是不能停车的哦。他有点狡黠地朝我眨眨眼，用了一个字：Privilege。哈，敢情这8年市长不是白当的啊！老百姓心明似镜，很愿意有机会给他们敬爱的老市长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的呢！吃饭时他不无自豪地指给我们看那些在他的市长任期内规划建成的建筑。真是囊括了Atlanta市区建筑的绝大部分。众所周知、一致公认的还有，1996年亚特兰大出乎意料地击败雅典拿下百年奥运主办权，没有他也是几乎没有可能（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主席Billy Payne请Andrew Young当co-chair，是他最有远见的决策）。他在Atlanta有着很高的威望，因为任期限制才没有再继续当市长当下去。我知道Ambassador Young在不当市长以后被公司聘为副董事长，公司的人都以跟他在同一个公司为自豪，但是从来没见过他。没想到这个项目把他也惊动了。
原来，Andrew Young过问这个项目，是因为知道了我和老公那时候正在入籍的过程中，但还没最后完成。当时项目马上就要开始了，而我们的入籍宣誓却是在那以后，也就是说按正常程序，我会是持中国护照走马上任。知道了这个情况，Andrew Young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我回国后的安全问题。他弄清楚前后日期后，就立刻开始行动了。他说一定要在项目正式启动，也就是我回国之前，让我完成入籍的程序，这样公司就可以放心地让我去了。于是，没有几天，我和老公就被通知去regional移民局长办公室宣誓入籍。到了局长办公室，就我和老公两个，由局长领着宣誓，他说一句我们跟着说一句，完了握手，祝贺，给了入籍证，完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位局长的名字，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帮着安排、联系我们入籍事宜的办事员们都收到了一本Andrew Young写的书《A Way Out of No Way》(他还亲笔给每个人签了名)，高兴极了。见下图-这是拿到项目后，有一次我们到他办公室，他给我们的一本。
还想起一件小事，不但令人感动，公司的一帮大大小小的主管们知道了以后还羡慕不已。记得那次开完庆功/欢送会以后，我收到了一包从Andrew Young 办公室来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大包照片。原来都是Andrew Young 那天自己拍的照片。看到照片才想起来那天大家都坐着吃饭聊天时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相机，走过来走过去地拍照。像他这样的人物，自己拍照就够稀罕的了，居然还特地印了一套给我（要知道，那年头还没有手机拍照，更没有网上传送照片的便利，连数码相机都蛮稀奇的），真是叫我有点诚惶诚恐了。秘书一看，再跟大家一说，那些头儿脑儿们的又是称奇又是羡慕，照片传来传去地看，还是秘书怕别给丢了几张，赶紧给我收回来了。
以后在我启程前，项目进行期间（回美了几次），和项目完成后，Andrew Young还找我和老公到他办公室长谈了几次。他对中国的发展很乐观，想法很多，虽然天真得不行，但是非常有意思。到后来他把他的手机号和他司机的手机号都给了我，告诉我说他的手机不一定常开着，但是司机的手机是永远开着的，找到他的司机就一定找到他；还答应啥时候我在家开party通知他他就会去。我一个小老百姓，没事哪能蹬鼻子上脸，还真的老去打扰他，他要干的大事比跟我们聊天可是重要太多了不是？所以我怀揣着他的电话一直也没去找他。项目完成后我没有按Andrew Young的设想、建议继续在中国做项目而是选择回美到国防工程部继续做国防部的项目，跟Andrew Young的交集就很少了。直到几年以后，Atlanta的ACP（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ionals，我们当年发起、组织的一个华人专业人士协会）举办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找到我们几个元老，知道我和Andrew Young的关系，想让我出面请他来讲话。我硬着头皮拨了电话，一拨就通了，还一说就答应了。倒是为了凑他的排得满满的日程化了好一些功夫。他和夫人一起来参加了宴会讲了话。我们在一起吃的饭，饭桌上聊得很高兴。具体聊些啥倒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再没有去打扰过他。他没有一点架子，我想如果我们要去找他他一定是不会嫌烦的。其实，除了不想去打扰他那么一个大忙人，我还有一个心病，是没有、也无法跟Andrew Young 沟通的，那就是他对中国发展的理想确是令人钦佩，可是他对中国前途的天真却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尤其是他认为回中国把这里的好东西（亚特兰大的发展在美国是许多城市发展的样板）带回去在国内好好干一番是我们能做（很荣幸，他倒是对我和老公信心满满的），也应该做的事业。几次长谈都脱不了这个话题，吓得我再也不敢登门。这大概是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跟他联系的根本原因。但是，Andrew Young是一个好人，能跟他有这一段交往也是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意外收获。
Ching 10/27/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