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爸爸妈妈老了，吵架不像以前那么有爆发力了，而且熄火还特别快。一转眼，他们又在一起吃西瓜了。
老爸老妈吵了一辈子。年轻时我妈一吵架就寻死觅活，七老八十了还是“离婚”两字经常挂在嘴边。但是历次运动中，他们却是相扶相携，历经大风大浪，急流险滩。就像我小姑姑说的，如果没有我妈顶着，我爸早死了。他们俩是大学同学，一个年级，不一个系。我爸学的是英国文学——他是从另一所大学的桥梁工程系转过来的——他直言不讳：学不下去了；也不知是功课跟不上，还是兴之所至。倒是从未听他酸文假醋地背诵莎士比亚，令他神魂颠倒的是各种侦探小说。我妈学的是教育，她本来想学音乐，因为学费太贵，只好将就着学教育了。总之，我爸我妈都没有宏大抱负，也不是做学问的人。
我爸追我妈，是因为我妈漂亮。60年后的校友会上，还有好些老男生围着我妈转，这是我爸回来告诉我的。我妈喜欢我爸，理由很牵强，据说是教会学校的男生大冬天都穿西装，“冻得脖子里起鸡皮疙瘩”，看见我爸一人穿一袭紫羔皮袍子，两只手拢在袖子里。我妈觉得他“实在”，就嫁给他了。
因为是同学，我爸我妈互不买账，一吵起来就要寻根刨底儿，不仅是祖宗八代，就是学校里那点儿糗事儿也都抖了出来。于是我知道爸爸不是好学生——最典型的一件事儿：无论是共产党闹罢课，还是国民党闹罢课，都来找他；他最高兴不上课，一呼百应，拉着队伍出去旅游了。我妈的朋友都是进步学生，好几个是共产党的外围分子，而且还是女权主义者，不结婚；现在都成老太太了，骂起男人来还会两眼放光。我妈跟她们特好，现在还常常聚会；我觉得她是以此制衡我爸。我爸当然也不好惹，至今称呼那些老太太，还是叫绰号（比如，有一位胖老太太叫“庞蒂亚克”——一种又笨又大的美国车牌子），当然是在背后。记得小时候，妈妈常常跟我说：“感谢共产党，妇女得解放，要不然我在这个家里不是被气疯就是被气死。”以我懂事之后的所见所闻，此话不虚。这个家族，虽然几代人里都有留洋的，但封建传统却是根深蒂固。压在三座大山最底层的，肯定就是这家的媳妇儿。我奶奶也曾是受气包，没想到媳妇熬成婆，她又成了卫道者。我大娘嫁过来以后没几年就疯了，三天两头的婆媳吵架肯定是诱因之一。所以小时候，我一直很担心妈妈被气死。
我曾经问过妈妈，49年解放前夕，你们怎么没走呢？我妈横了我爸一眼，说：“你爸怕去国外吃苦。”这点毛病，我爸后来被共产党彻底改造过来了。57年反右，我爸是右派边缘——就是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能往你头上扣的那种。原因是他在桥牌桌上的搭档是老毛钦点的大右派，而我爸又拒不交待他的罪行（据我妈的说法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人家从来不当他面说要紧的话）；再加上他在不同场合批评苏联老大哥的机器笨重、工艺粗糙，就又多了个反苏的罪名。后来我爸被下放到青浦，劳动改造了一年多。不仅练就一付铁肩膀，能担着百八十斤走上三、四里地，还练就了一个一顿能撑下去8两粥的大胃——那是三年灾害期间，即使在水库干重体力也只能喝菜粥撑饱肚子。我爸干活儿肯动脑子肯出力，又有人缘，被当地农民选为小队长。其间我妈带我和弟弟去青浦看他，他还特为带着我们去地头转转，看看竖在稻田里的那块牌子，上面有小队长的大名。后来我上山下乡，去了东北农场，我爸常拿他的小队长经历鼓励我，要我“埋头苦干，等着毛主席再挥手，把你们抽调上来”。一等六年，后来还是我妈想办法，曲线救我，找到一个当官的亲戚，把我从黑龙江调到安徽插队。
反右时，我还小，记得的事情不多，文革时的记忆就清晰多了。那时外面天翻地覆，家里却是少有的温暖、和睦。文革初期抄家风盛行，白天来的，都是父母亲单位的红卫兵，或是由哪一个亲戚、朋友家连坐过来的，至少还说得清来龙去脉，查抄走的东西也给一个清单。晚上上门的，多半是外地红卫兵，简直就是一群劫匪，不仅掠夺财物，还动私刑。前面弄堂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哥哥，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他想和红卫兵论理，被一脚从三楼踢下去，大小便失禁。这些人往往是开一辆大卡车，一进来就“哐当”一声锁了大铁门，然后一家挨着一家抄过去。所以到了晚上，一家人就围坐在一盏落地灯旁（灯罩上还蒙了一块旧羊毛围巾），噤若寒蝉，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我爸最紧张，即使是开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也会使他惊跳起来。我妈出了个主意，让我爸讲梅森探案，这是他最喜欢看的原版小说。于是“跛脚金丝雀”、“看门人的猫”、“绿眼睛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一天连着一天，我们沉浸在故事情节的紧张中，忘记了现实世界的恐怖。有几天，爸爸说实在太累了，讲不动了，就教我们打桥牌。正好四个人，爸爸和弟弟是搭挡，我和妈妈是搭挡。我们打不过他们，我就赖牌，忘形时忍不住叫出了声，爸爸赶紧把我的嘴捂住。
那时候爸爸的工资已减至生活费，但妈妈的工资还保留着。她每天上班去，包里塞一个叠成小方块儿的米袋；回家的时候，就会扛上一米袋的东西：外转内销的罐头猪肝酱、冻鹅、排骨……爸爸总是很紧张地说：“你怎么这么胆大，万一被红卫兵发现又要斗你了。”妈妈说：“我不吃不喝，他们也会斗我，天天挨斗，我已经不在乎了。”那一段日子，家里特别和睦。天天早上，爸爸妈妈一起出门，先去小摊上喝豆浆、吃糍饭团子；只有塞饱了肚子，才能应付牛棚里一天的劳动。晚上6点左右，我和弟弟做完饭，就去路口等他们。有一次等到8点多，妈妈还没回来，爸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9点多妈妈总算回来了，手里提着的米袋鼓鼓囊囊的。妈妈一进家门，爸爸就着急地问：“今天怎么弄到这么晚？”妈妈幽幽地说：“今天他们太过分、太不像话了，斗争会上说我和支部书记……我实在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恶毒，还都是小孩子……会散了，我不想回家，就这么在路上走啊走，不知怎么就到了江边……我觉得真惨，自己教的学生一个个变成了白眼儿狼……所有的事儿都颠倒了，以后还有什么希望？！我坐在江边，冷风一吹，打了个激灵，我突然想到江青的下巴，你们注意过没有?她的下巴特别短！所以她是短命鬼，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一定看得到她的下场……”爸爸吓得脸刷白，紧张得结巴起来：“你，你，你千万、千万不能这样讲话，这是绝对不能讲的，连想、想也不能想的。”妈妈眼睛一瞪，声音放大了一倍：“我已经想了，不但想了还说了，你去揭发，去大义灭亲！”爸爸赶紧去关门关窗，妈妈悠悠地从米口袋里拿出月饼，对我说：“想到这，心里就好受了。来也来了，我就顺路去‘杏花村’买了月饼，你们吃吧。”
第N次抄家之后，每一间屋子，甚至走道、楼梯、厕所的墙上都刷上了大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有理！”“砸烂反动军阀孝子贤孙的狗头！”“把×××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墨汁淋漓，家里显得更加逼仄，即使在一片寂静中，那满墙的标语还在发出肆无忌惮的叫嚣。爸爸说，他要发疯了。他从文具店买回一大摞牛皮纸，我和弟弟帮忙，花了一天时间才覆盖掉满墙的标语。为了防备红卫兵再来涂抹，又在各处贴上红语录。我讲究美观，在父母亲的床头贴了一幅杭州织锦——毛主席手书：“东风压倒西风”，没想到惹出一场风波。我爸原来就睡在床的左边，正好是横幅上“东风”那一头——这是他们自打结婚以来形成的习惯。看到“东风压倒西风”，我妈就要求换一边睡，理由是：白天在牛棚里累死累活，晚上还要被压倒，不干，她得睡在“上风”。我爸让她，乖乖地换到“下风”。没想到经年累月形成的习惯一时难改，晚上起夜，走熟了下床，右拐，开门；现在要从床后绕一个大圈子，一路磕磕碰碰，把我妈吵醒，自己也吓得心惊肉跳；只好又换回来。没过两天，妈妈学校对她的批斗升级，她说是因为晚上睡在下风处“触霉头”，于是又换回去。来来回回地折腾，直到有一天突然醒悟：他们的床是坐北朝南，我妈那一头才是真正的东边！
爸爸胆儿小，还特关心中央的大事儿。天天钻研报纸上的照片：谁谁谁站到前边儿来了，谁谁谁好几天不见了……一脸的忧国忧民。我妈一见他这样就烦：“这种报纸有什么看头，今天指东，明天指西，跟着他转也来不及。牛鬼蛇神还配关心国家大事？看来斗得你还不够。记住，到了单位别瞎说！”
有时候我禁不住会想：也许爸爸认为，妈妈比江青还厉害，所以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他只要相信妈妈说的，就能活着撑过灾难。“四人帮”打倒以后，他们又开始频繁吵架。第一次爆发是因为爸爸在文革中扣发的工资解冻了，爸爸胆小，不敢拿回家，想要全部上缴；妈妈说一个子儿也不交，她说：“你不欠共产党的，你欠我。”
他们为每一件小事儿争论不休：一部电视剧的真实性、一碗菜的咸淡、天会不会下雨……爸爸样样依靠妈妈，却总是想指导妈妈。他自己从不打电话也不接电话，要妈妈替他去通知，去说明，去慰问……而他自己则在电话旁指手划脚。他不愿意去商店，他的棉袄要妈妈抱着上街去配罩衣；他的皮带要妈妈量完他的腰身，带一根绳子上街去买。他配了一付新的假牙，戴不惯，扔在漱口杯里，自己戴着那付旧的出国去了，却要妈妈别忘了天天换水。这以后的日子，我妈每天换过水，就指着沙发骂爸爸“促狭”。我跟弟弟说，那是缺席审判。
我爸深感于第n次解放，更加卖命地工作。为了抓住迟迟而来的机会，体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就像《桂河大桥》中那个英国上校尼科尔森，变得不可理喻。爸爸一直干到75岁，最后因病退下；疾病第一次发作是在旧金山。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父母亲就像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写的那样，“在清水里泡了三次，在血水里浴了三次，在碱水里煮了三次”。他们在那场劫难中没有死去，但身心都受到伤害。我爸除了有心脏病，还患上了中度抑郁症，白天不言不语，晚上做梦大哭大叫，甚至手舞足蹈，就像在开批斗会。我妈被惊醒后，就此睡不着，随之血压升高，有过两次小中风。我想让她换个房间，她说：“不成，那样你爸就睡不着了。”直到有一次，我爸在梦游时扯掉了她一缕头发，我妈才同意分睡两张小床。没想到下一个星期，我爸就从三尺半宽的小床上折腾下来两次，不得已又把两张小床并拢，放在一起。
父母亲的听力都衰退了。妈妈心安理得，从此只听她感兴趣的话题，不再烦心她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只要全神贯注，她还是能了解别人说的话。但爸爸却变得烦躁不安，瞎猜疑；我替他买了助听器。这一来，说话声放大了，杂音也放大了，他觉得不舒服，要妈妈带着助听器去专卖店请他们调试。妈妈说：“这个得你自己去，别人代替不了——耳朵长在你头上。”于是妈妈陪着爸爸去了，一路上爸爸都在抱怨，好像是他在陪妈妈逛商场。到了那儿，他被请进一间小屋子做检验。不到十分钟，他就气呼呼地出来了，对妈妈说：你进去！做检验的医师跟着出来，对妈妈摆摆手，说：“你们家的老先生真奇怪，我问他问题，他说，你去问外面那个女的。我要他注意几件事，他又说，你去跟外面那个女的说。”我妈一脸的尴尬。
最近一次争吵，起因是收到一个老同学的讣告，他们俩都不想去；说实话，也去不动了。妈妈说：“如果我死在你前面，我就省心了，不用再照顾你，也不用再料理你的后事。应该让我轻松一次了。”我爸说：“什么居心，你知道我最怕进殡仪馆，谁死了我也不去。”我妈说：“你真自私，连一次替我操心也不愿意。”我爸说：“我死了，你才可以轻松，你的那些朋友都没有丈夫，以后你可以整天和他们一起玩了。”我妈说：“你真恶心，我娘家人都没了，你又要咒我的朋友，”我爸说：“我哪敢……”
爸爸妈妈老了，吵架不像以前那么有爆发力了，而且熄火还特别快。一转眼，他们又在一起吃西瓜了。
伊段 7/17/2007
Visitor on 2024-06-20-01:36:22
Comment: 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