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邻居 - 随便聊聊（六）
我们家住的是四十年代造的上海新里——就是那种楼梯转着上去，有亭子间，带阁楼的三层楼。房子是租赁的，听爸爸说，48年底我们才搬过来。奶奶原来住一楼，门口有个很小的院子，她种了夹竹桃、芙蓉花、凤仙花，还有朝天辣椒。67年底，奶奶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吓死了，一楼空了出来，东西还未整理完毕，就有一户人家搬了进来，事先没有一点儿风声——这就是文革中期的抢房子风。我还记得他们搬来的那天是一个星期日，太阳明晃晃的，没有争吵，没有阻拦，甚至没有人问一声，他们长驱直入，大人、小孩都笑嘻嘻的，自说自话，好像是回到自己家里。父母亲不许我们下去，但我还是偷偷溜了出来，就站在大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把自己的家什塞进奶奶的房间，把奶奶剩下的东西扔到外面；如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红卫兵一次又一次闯进我们家翻箱倒柜，大声地呵斥奶奶、父母亲，我和弟弟。
据说这一家子在附近赫赫有名，男人是东浜棚户区的地头蛇，女人是远近闻名的母夜叉；到了文革，就成了那一带说一不二的造反派。看着倒是没那么可怕，那家的大人和我父母年龄相近，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是个女的，同我差不多大，然后一年间隔一个，顺序排下去；长得既不眉目狰狞，也没有三头六臂。他们的家具是仿红木的，很齐整，不知道是不是抢来的战利品。
开头两星期大家相安无事，只是感觉背后多了一双眼睛，阴森森、冷飕飕的。常常是不经意间一抬头，或者一扭脖子，就看见那双眼睛在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你，整个空间都被它充斥了；而你却不由自主地忐忑不安，仿佛是走错了房间。我们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但他们却要同我们“亲密无间”：因为共用一个厨房，炒菜就用我们的油盐酱醋；明明一楼有小卫生，但是他们的孩子就连刷牙也要跑到二楼三楼，用我们的牙膏、肥皂、手纸，甚至擦我们的毛巾；明明小院子里可以晾衣服，但是他们却要把衣服晾到晒台上，抢用我们的竹竿、衣架；他们的孩子随意进入我们的房间，打开书橱和衣柜，美其名曰：监督臭老九的一举一动。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叮嘱我和弟弟，千万不要去招惹楼下一家，“是我们去招惹他们吗？”话还没出口，爸爸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尤其是你！”
69年3月，我下乡了——我很高兴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没想到春节回来又惹了一肚子气：一回家就得知前门不能进了——小院子被铲平铺上水泥，搭起了一间平房；从前门进来的那条走道被拆除，一楼的房间顿时增大了4.5个平方，而我们却不得不从后门绕了；所有的公用部位——厨房、卫生间、楼道、甚至楼梯拐角处都摆上了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破箱子、烂纸盒，还有坛坛罐罐；匪夷所思的是他们把棉花胎吊在楼道顶上，把自行车挂在楼梯扶手外边。爸爸冲我叹了一口气：“我现在知道，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好了，你想想，他们六个人挤一间，我们有那么多房间，他们天天看着，心里怎么会不生气？”我没好气地说：“那你跟他们换好了。”妈妈说：“只怕换了，他们还是觉得不舒服，只有把你赶出去，他们才会开心。”妈妈告诉我，每个月底，楼下都会向她借钱，2元、3元，有时还，有时不还；每个月的水电费则能赖就赖。当时爸爸的工资减到只剩生活费，我们家也是捉襟见肘，但是爸爸既不同意不借钱又不准妈妈去要还。最可恨的是，他们得了便宜还卖乖：下水道堵了，就去里弄汇报，说是我们在家销毁文件；哪天看我妈妈不顺眼，就站在弄堂里直着嗓子指桑骂槐，说什么臭老九又在翘尾巴了。
矛盾在我临走前一天爆发。我已经忘了是怎么引起的，没准我就是想在回农场前吐一口恶气——我准备了好几条语录，罗列了一大堆事实，还把我在农场学会的骂人话演习了好几遍。我刚摆好架势，准备展开革命的大辩论，楼底下女人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我咽住了：“侬拎拎清，这里没有侬讲闲话的份，侬不是这里人，侬的户口在黑龙江！”隔年，楼下的大女儿也去了黑龙江，比我跑得还远，在中国最北端，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子——漠河。因为她是插队，不像我在农场还有一份工资，所以连着两年春节，她都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
这个女孩美丽、聪慧（虽然吵架的时候也很凶），她在家里是妈妈的好帮手，到了集体户，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因为一件很诡异的事儿，我们俩成了朋友。72年冬天回来时，弄堂里的人都在我背后指指戳戳，我向来不注意别人的态度，所以很晚才发觉。一问才知，是里委传出的消息：118号那个去东北的女孩儿未婚先孕，去里委开了打胎证明……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心里话，我很同情她。毛主席一挥手，就把我们挥到了天寒地冻的东北，她比我走得更远，到了北极村——不仅看不到出头之日，就连春天也好像遥遥无期；冬天的太阳要到正午才出来，两个小时，天又黑了……在那个室外冰天雪地，气温在零下30-45℃之间，昼短夜长的漫漫冬季，火炕占了半个屋子，一天只有两顿饭的集体户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了，那都是一些17、18岁的年轻人啊！春节过后，里委就一次一次地召开知青会议，动员我们回农村。每次开会，我俩一起去，一起回；开会时，还躲在下面说悄悄话，根本不理旁人诧异的目光。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谈过那件事，但心里有了默契。
时间久了，弄堂里的人对我们楼下这家都有微词，因为他们处处占邻居便宜：把垃圾桶放在门外；把带鱼和短裤吊在行人头上；说话带脏字儿；后来听说还向其他邻居开口借钱，不过人家没给。流言终于也传到了我们耳朵里，原来这一家并不是什么产业工人，男主人挑过铜匠担子，后来又给外国人开过车；女主人是共产党解放过来的妓女——怪不得很妖娆，白白净净的长脸儿，高挑个子水蛇腰，总是斜着眼睛打量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78年，爸爸总算盼到了“第三次解放”——一夜之间他又成了统战对象。继冻结的工资如数发还之后，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一再暗示，如果他想收回一楼的居住权，他们可以为他设法。但我爸爸毅然拒绝：“别人家都住得那么挤，我们家已经够宽敞了，只要相安无事就好。”于是在“相安无事”的基调上，房管所把一层通二层的楼梯截断，砌成墙，又把后窗改成门洞，砌了六格水泥台阶。水表、电表、煤气表一一分开之后，一楼二楼从此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楼下一家总是借口水表、电表显示的数字不对，要上来查看我们的表，趁机巡视一番；而楼下夫妻、父子打架时发出的可怕响声，常常使妈妈误以为要出人命官司，不得不跑下去敲门。寻常百姓寻常事，他们家的大女儿出嫁了，就是和原先那个插队时相好的男生；接着二女儿也攀上了高枝；随后大儿子娶妻生子，小儿子也结了婚。我们家里则是弟弟先讨老婆，我后结婚；过了两年弟弟出国，我则带着女儿回了上海。不知从何时起，过年过节，两家开始互送糕点。
后来，楼下一家频遭变故：他们的小儿子是个异数，三进三出公安局，最后一次被判了六年，活活气死了老妈；再后来，他二姐也出了意外——游西湖时不慎落水身亡。2002年的某一天，楼下一家突然搬走了，就和他们突然搬来时一样，没有和左邻右舍打一声招呼。事隔两星期之后，才知道他们把房子卖了，得了28万——这是他们在文革中分得的财产。
后面的房主甚至没有搬进来，半年之后就倒卖给一个北京生意人包下的二奶。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风格类似那位鼻翼上戴了颗小钻石的屋主。这次的房价是35万。好像一年不到，房子又脱手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房主，搬进来的房客是个台湾的室内建筑设计师。再后来房子几易其主，每次时间都超不过一年，房价一路飙升，其间我也想过要买下来，但是父母亲不同意——主要是心理不平衡。好容易说服了他们，房价已升到58万。我一面筹钱，一面通过中介公司去和房东谈价钱，没想到签合同的前一天，房东又临时变卦。
之后十来年房子几易其主，就这么一层涨到了三百多万，我彻底死心——再也不想“统一江山”了。到了2016年，父母已相继过世，我不想再留在这伤心之地，终于也搬出去了。
小七 12/30/2007
